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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中社会演变
      汉中地处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和黄河之间,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汉水的源头。北有秦岭,南有巴山两座大山,位于中国版图的中央。汉初的萧何对刘邦评说汉中道:“语曰‘天汉’,其称甚美”。⑴汉中是中华先民最早栖息繁衍的土地之一,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古代巴蜀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1994年国务院批准汉中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006年CCTV中国魅力城市评选活动中汉中荣膺中国最佳魅力城市称号,并获得最具历史文化魅力城市单项奖。生活、工作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应该对这座城市辉煌悠久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

     一、史前文明时期的汉中,古代先民栖息繁衍之地
  汉中市境内分布的大量古人类文化遗址说明这里是中华大地上古人类最早栖息繁衍的土地之一。

       龙岗寺旧石器遗址
  自1929年首次在距汉中城以西六公里处梁山龙岗寺附近发现旧石器以来,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区域多次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旧石器,类型有砍砸器、石球、尖状器、刮削器等,这些石器与大熊猫、剑齿象、羚羊等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相伴生。有关专家判断龙岗寺旧石器的遗址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绝对年代距今120万年以上,早于蓝田猿人遗址,是迄今发现陕西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这说明远古洪荒时期我们古老的先民就在汉中这片土地上栖息繁衍,靠狩猎大熊猫、剑齿象、羚羊等一些大型哺乳动物生存。1986年中科院黄蔚文教授考察龙岗寺遗址时指出:“龙岗寺旧石器遗址是亚洲三大旧石器遗址之一”。1988年美国考古学家俄勒冈大学教授迈尔·阿金斯先生访问考察龙岗寺遗址时评价道:“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根源”。
除了龙岗寺旧石器文化遗址外,汉中境内还分布着更多的新石器时期的古人类遗址。

       李家村文化
  李家村古人类文化遗址位于汉中市西乡县城南葛石乡和平村。这是一处新石器时期的古人类遗址。这一遗址位于汉水上游支流牧马河南岸的第一台地上,面积约 2.6万平方米。1960~196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两次发掘,发现有房子、窖穴、陶窑、墓葬等遗迹以及石斧、石锛、石铲、砥砺器、刮削器、陶罐、陶鼎、陶碗、陶盂、陶锉等一批文化遗物。其中的圈足碗、三足器、平底钵及扁平磨光双弧刃石铲等器物最具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还发掘出墓葬区1处,瓮葬罐2个,房屋遗址1处,并有鹿角、兽骨等。
  据专家鉴定,一这遗址距今7000年以上,处于母系社会阶段,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专家认为,“李家村文化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线索”,“是联系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纽带。”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将西乡县李家村遗址正式命名为 “李家村文化”,作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标志。
在龙岗寺,除了有大量的旧石器时期的文物遗存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期的人类遗址。龙岗寺新时期遗址,分布在龙岗院以东50米,面积约7500平方米,分为墓葬区、居住区和制陶区等。1983年10月至1984年底,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墓葬区进行了发掘,清理了李家村文化时期墓葬7座,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墓葬423座。出土了人面壶,彩陶罐,船形壶,兽头尖底瓶,人头彩陶壶等文物三千余件。从地层上证实了李家村文化早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龙岗寺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渊源、分期和发展脉络提供了宝贵资料。

      何家湾遗址
  何家湾遗址位于西乡县城东北5公里的古城镇三合村,在泾洋河右岸第二台地上,高出河床约10多米。1980年10月—12月发掘,遗址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150米,总面积4.5平方米,发掘面积610平方米,出土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具600余件,并清理出仰韶文化时期的残居住址20余处、灶坑一个,储藏物品的窖穴115个及墓葬25座,是当时在陕南所发现的史前时期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堆积层最厚、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处遗址。1982年4月14日,在又一次发掘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骨雕人头像,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工最早的一个骨雕人头像,也是一件极为珍贵的骨雕艺术品。
红崖坝遗址

  距何家湾遗址以东约0.5公里处还有红崖坝遗址,这也是一处新石器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其文化内涵属于龙山文化。红崖坝遗址晚于李家村文化和何家湾遗址。
李家村、何家湾两处遗址中还发现了水稻遗存,年代早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水稻遗存,说明汉中地区是中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二、夏、商、周时期的汉中,西部各民族和谐共生之地
  得山川地理之优势,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汉中是夏、周、羌、氐等中华古老民族和谐共生之地,古老的梁州是中华先民繁衍栖息的核心区域之一,是中华民族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汉中最早的地名是梁州。传说尧舜时代天下分为十二州,梁州便是其中之一。十二州之说源于《尚书·尧典》的“肇十有二州”。西汉学者谷永(公元前?—前4年)最先把“肇十有二州”解释为“尧遭洪水,天下分绝十二州”。现代学者顾颉刚(1893—1980年)在20世纪30年代以确凿证据考证《尚书·尧典》乃汉代学所之作,“十二州”说是汉人影射汉武帝所置刺史部十三州而起,现在的秦汉史和先秦史学者大多从顾颉刚先生之说,否定了“十二州”是尧舜时代行政区划制度的观点。

  《汉书·地理志》说:“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汉书》的意思是说,尧时天下分为十二州,大禹治水之后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大禹划分的九州中,梁州便是其中之一。九州之说源于《尚书·禹贡》,据《尚书·禹贡》记载:“华阳黑水推梁州。”《尚书·禹贡》所说的华阳就是指华山之阳,大致就是今天的秦岭以南地区。至于黑水是哪条河流,历来史学家、地理学家有不同的解释,至今尚无定论。《尚书·禹贡》中还有“黑水、西河惟雍州”一句。有一种说法是指陕西城固的黑水。

  这里所说的梁州就是今天的汉中。后人考证因为汉中有梁山而得州名。大禹治水时也曾到过汉中地区。大禹是川西北北川人(一说是汶川人),他的故乡距汉中很近,或许大禹治水就是从汉水开始的。据《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记》记载,大禹到嶓冢山,疏导没水的源头漾水,漾水东流为汉水。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水的源头嶓冢山,曾有一石牛,石牛的背部和臀部有八个形如蝌蚪的字,有人揣测其字意为“番冢导漾,东流为汉。”可惜这八个字文革中被人凿坏,如今只剩两个半字。《尚书·禹贡》说大禹到嶓冢山治水时,“岷、嶓既艺”,意思说岷山、嶓冢山一带已经进入到相当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前面所讲的新石器时代汉中的文明遗迹也证明了这一点。

  大禹划分九州后梁州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夏商周时期的汉中也是西部各民族和谐共生之地。夏商周时期汉中的西部生活着古老的羌人和氐人。

  羌人曾是古东方大族,形成于青藏高原地区,是古中原的地区最著名的民族共同体之一。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之际,羌人族群在中原政治、经济等领域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人的始祖姜嫄,是古羌人 “姜姓”部落集团的女性。《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今天的陕南、甘南、川西北就是羌人聚居的核心地域。

  夏商周时期羌人的活动范围很广,商代羌之疆域广大,大致据有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西部、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带,是商王朝“四邦方”之一。著名族群有“北羌”、“马羌”等。其经济生活仍以畜牧业为主。羌人也曾加入到周武王推翻商王朝的联军中。《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这里的羌指的就是生活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羌人。

  氐人也是生活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一般认为氐人源出于西戎,又有人认为氐人是盘瓠(盘古氏)之后。其种类繁多,或因居地而名,如巴氐、白马氐、武都氐等;或由服饰而名,如青氐、白氐、蚺氐等。散居于今甘肃陇南、天水,陕西西南部及四川松潘一带,在羌汉之间杂处。

  褒国是夏朝分封在汉中土地上的一个诸侯方国。据《史记·夏本记》记载,夏王朝建立后封大禹后裔姒姓十多个方国,其中有褒氏建立的褒国。据南北朝时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最初的褒国领土非常广阔,古南郑县地都是褒国的领土。自夏朝经历商朝直到周朝,褒国一直能沿续下来,说明夏、商、周初的褒国是比较强盛的。西周末年,褒国曾为周幽王贡献了一笑倾人国的美女褒姒。从褒姒这一美女的姓名中可以推断她是大禹的后代,出生于褒国王室,并非一般的乡野村姑,更不是钱文忠教授所说的是一位姓褒的大娘。也许是远离家乡,告别亲人,进入周天子王宫的褒姒终日忧伤闷闷不乐。周幽王为讨褒姒的笑颜烽火戏诸侯,导致诸侯离心,犬戎东侵,周幽王身首异地,褒姒也被犬戎掳走。《华阳国志蜀志》曰:“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水经注·沔水》曰:“周显王之世,蜀有褒汉之地。”褒国也日渐衰微,后以弹丸之地苟延残喘到战国周显王时期被南面的蜀国所灭。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汉中,蜀、楚、秦文化交融之地
  南郑这一地名出现的也比较早,应在春秋初期,(公元前770后)。南郑与今陕西华县有着渊源关系。西周时期的郑国在今陕西华县。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导致犬戎东侵。不仅周幽王自己身首异处,还连累郑国的郑桓公被杀。郑桓公之子郑武公保周平王东迁有功,平王封郑武公在古郐地重建郑国,其都城曰新郑。据《水经注》所引的佚书《耆旧传》记载:“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郑桓公死后,郑国一部分臣民翻越秦岭,南迁到山青水秀的汉水之滨,在今汉中的汉水之滨聚族而居,并将其所居之地取名南郑,以示不忘其根。古褒国存在的同时,公元前770年以后又有来自关中地区的郑人开发汉中,并且褒国人与郑人能和平共处,共同生活在汉水上游这片土地上。

  据《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春秋时期汉中一度是庸国的属地。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年),庸国的老冤家楚国联合巴国、秦国灭了庸国,将其土地分给秦和巴国。
战国时期是汉中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融合时期。北面的秦国人,南面的蜀国人,东面的楚国人先后进入汉中,并反复展开对汉中的争夺,秦、楚、蜀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碰撞、交融。

  战国初期,秦国的势力进入汉中,《史记卷·六国年表三》记载: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秦国的“左庶长城南郑。”这是历史上关于汉中最早的建城记录,这也说明秦人征服了汉中并巩固了在汉中的统治。

  秦厉共公死后,秦躁公即位,秦国的政治军事都走了下坡路,秦人统治下的南郑发生动乱,南郑人暴动反抗秦人的统治。蜀国人乘虚而入,向北夺取南郑。秦国人稍稍恢复实力之后又发动了夺取汉中的战争,并从蜀国人手中夺回了汉中。《史记·秦本记》记载:“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伐蜀,取南郑。”这一次秦国虽然夺取了汉中,但是并没能控制多长时间。《水经注·沔水》曰:“周显王之世,蜀有褒汉之地。”周显王于公元前369年——365年在位,这几年中汉中再次落入蜀国人之手。稍后,强大的楚国人又西进夺取汉中。《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元年(前361年)时“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楚国人对汉中的统治也很短暂,楚怀王时期,楚国对秦国的的战争连连失利,被秦人夺去汉中。《史记·秦本记》曰,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庶长章击楚於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水经注·沔水》曰:“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秦惠王置汉中郡,因水名也。”这两本史书记载秦设汉中郡的时间相差一年。在秦国夺取汉中郡之前,秦国已经占领汉中的部分地区,至少秦国已经有汉中郡西部的南郑。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国发动了对蜀国的兼并战争。战争的原因是由巴、蜀两国的矛盾引发的。综合《华阳国志》、《史记》、《水经注》等书的记载,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蜀国为了打败老对手巴国,决定先灭了巴国的盟国苴国。苴国原本是蜀国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周显王时,开明氏蜀王第五世尚“别封其弟于汉中,号苴侯”。以土费城(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为都邑。在当时苴国在四川所拥有的地域面积仅次于巴国和蜀国。但是蜀国分封了苴国却给自己树了个强劲的敌手。苴国常常与巴国联合与蜀国对抗。苴国向巴国求救,但巴苴联军还是被蜀国打败。于是巴国、苴国派使者向秦国求救。本来在巴蜀与秦国之间隔着楚国占领的汉中,楚国一直想攻入巴蜀,而苴国由于地处进入巴蜀腹地的要道,把守着剑门,首当其冲,与楚国发生多次战斗,结仇很深。此次,苴、巴两国危难,邻国中能够与蜀国一较高低的只有秦、楚。苴侯考虑楚国与自己土地相邻,又一直想吞并自己,求楚无异于引狼入室。就请求秦国救援自己。而蜀国也派使者到秦国,提出与秦结为盟国,目的是为了使秦国不出兵帮助苴国。
      秦惠王对苴、蜀的要求都答应了,分别收下了两国的厚礼,让两国的使者归国。秦惠王用两国的礼物与韩国议和后,派张仪、司马错、张若、都尉墨率领秦国的精兵火速入川。秦军很快就经过金牛道进入四川,通过苴国把守的剑门,向蜀国的都城成都进发。对于秦军的突然出现,蜀王十分吃惊。对于秦国的不守信用,蜀王十分气愤。于是,蜀王亲自领军与秦军交战。但由于秦军已过剑门天险,气势正盛,蜀王在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战败,被秦军杀死。张仪、司马错接着占领成都,蜀国灭亡了。张仪又借苴国与巴国劳军之机,一举灭亡了巴国和苴国。秦国尽收巴蜀之地。张仪和张若还主持修建了新的成都城。由于蜀王室在蜀国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秦惠王采用羁縻蜀国的办法,将蜀国降格为侯,任命蜀王的儿子为新的蜀侯,任命张若为蜀相,管理蜀政。秦国灭蜀之战中还流传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金牛粪金”的故事。《水经注》卷二十七引来敏《本蜀论》的记载:“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
      一些学者认为汉中之名由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夺取楚国之地设汉中郡而来的,陈显远先生编著的《汉中地区名胜古迹》一书即持此说,笔者不以为然。汉中之名的出现应早于公元前312年。《史记·秦本记》记载,“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伐蜀,取南郑。”《史记·秦本纪》又说秦孝公元年(前361年)时“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由此可见汉中之名出现于公元前387年之后至公元前361年之前,楚国人占领南郑期间因水名而设的地名。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设汉中郡时早已有汉中之名,秦只不过是因袭旧名而已。秦国建立的汉中郡土地面积是极其广袤的,它包括今天的陕西汉中、安康及湖北十堰等地区。

  从秦惠公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87年)到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的半个多世纪,汉中是一块战火频仍的土地。

      四、秦汉时期的汉中,大汉王朝龙兴之地
  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实行郡县制,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其中有汉中郡。《汉书·地理志上》说秦王朝设立的汉中郡辖西城、旬阳、南郑、褒中、房陵、安阳、成固、沔阳、锡、武陵、上庸、长利等十二县,郡治在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这十二县所辖地域面积极广,相当于今天陕西的汉中、安康、商洛三市的全境及湖北西部十堰部分地区。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崛起的项羽、刘邦军队攻入咸阳,推翻秦王朝后,按项羽、刘邦等诸侯与义帝的约定,先入关中者应当做关中王,刘邦应该做关中王。然而项羽进入关中后却食言违约。《史记·高祖本纪》曰:“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并将关中一分为三,分给秦国的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项羽意识到刘邦将是他日后强劲的对手,为了防范刘邦与自己争夺天下,将他封为汉中王。看起来刘邦得到的封地很大,拥有陕南、巴、蜀广袤的土地,但这些地区当时非常闭塞、荒凉、落后,并且道路崎岖险峻。刘邦前往南郑上任时,项羽派了三万军队尾随刘邦,监视刘邦军的行动,直到刘邦大军进入通往南郑的褒斜道并放火烧了栈道,表示再也没有向东争天下的意图,项羽才放心率军东归返回彭城。

  刘邦到南郑即汉中王位后仅数月,便听从相国萧何之策,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并用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从陈仓道出秦岭,迅速平定三秦,占领关中。刘邦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平定三秦,夺取关中,除了民心向背而外,与汉中及蜀地的富庶,有充足的战略物资资源有关。汉中川道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润、物产丰饶、盛产稻米。自秦人占领蜀地后,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秦末的战火并没有燃烧到汉中和四川,汉中盆地和成都平原积累了大量的战争资源粮食。这是刘邦敢于发动灭楚战争的物质基础。

  刘邦驻军汉中期间,萧何、曹参主持修建了水利工程山河堰,灌溉了汉中盆地万顷良田,也为后来汉中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世使用的褒惠渠就是基本上是沿山河堰旧线修筑的。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刘邦向三秦进军的军队中,有一支来至大巴山深处的賨人的队伍。賨人是古代巴人的一支。巴人是今天土家人的先祖。賨人在楚汉相争、统一天下的过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华阳国志·巴志》说:賨人在阆中人范目统率下,手执弓弩、板楯(由于賨人常用板凳为盾牌,所以又称板凳蛮)高唱战歌,跳起激越的巴渝舞,向三秦军冲杀,所向披靡。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封范目为长安建章乡候,意在留住这支賨人军队护卫长安。但賨人思乡心切,刘邦只好将范目改封为度沔县侯,让賨人回归故里。后来范目率领的这支賨人军队长期驻守汉中,融入汉中当地居民中。

  刘邦、韩信率军征战关中时,萧何积极做收服巴蜀、稳定汉中的工作,并筹集军粮及军用物资,做好后勤保障。刘邦、韩信之所以能迅速平定三秦、占领咸阳,与萧何的后勤工作和巴蜀、汉中充足的粮草供应有密切的关系。汉中是刘邦创建大汉王朝的龙兴之地。

  刘邦走出汉中后的五年之内,经过反复争夺,于乌江一役逼得项羽自刎乌江,最终消灭了项羽集体,统一了天下,建立了强盛的大汉王朝。项羽统一天下,建立了强大的汉王朝,用“汉”字的旗号统一了天下。汉承秦制,沿袭秦王朝的区划设有汉中郡,治所在西城(今陕西安康市)。汉中郡隶属于十三州刺史部中的益州。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木兰花慢·呈张仲固帅》一词中赞道:“汉中开汉业。”

  后来汉王朝多次对外用兵,武力震慑域外,加之汉中人张骞通使西域,使汉王朝名扬四海,后世外国人只知有汉,不知其他王朝。汉朝之后中国人也以自称汉人为自豪,于是汉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大的民族的名称了。可以说汉族得名于汉中。

  西汉末年新莽时期改汉中郡为新城郡。新莽末年,天下纷扰,群雄并起。四川的公孙述自称辅汉将军兼领益州牧。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 (公元25年),公孙述又在成都自立为帝,国号“成家”,年号龙兴。公孙述势力多次进入汉中。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南阳人延岑率军占据汉中王刘嘉。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刘秀派固始侯李通率军打败延岑,收服汉中,延岑逃往成都投靠公孙述。东汉王朝将新成郡重新更名为汉中郡,并将郡治由西城迁至南郑。东汉时期的汉中郡辖南郑、褒中、沔阳、成固、西城、安阳、锡县、上庸、房陵九县。东汉时期汉中郡虽比西汉时期少了三县,是因为政区的合并,汉中郡的面积并没有减少。汉中郡面积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是汉末建安到曹魏黄初年间,汉中郡分化出了房陵、西城、上庸三郡,汉中基本形成了今天的政区格局。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政,朝政混乱、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终于激发了黄巾起义。从此东汉进入诸侯争霸、军阀割据的时代。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益州牧刘焉觊觎汉中,派张鲁与张修率兵攻打汉中,打败汉中太守苏固,占领了汉中。后张鲁杀死张修并夺张修部众占据汉中。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立,张鲁摆脱刘氏的控制自行政事,刘璋杀死张鲁的母亲和兄弟,张鲁与刘璋彻底翻脸。张鲁也不服从东汉中央王朝统治,多次杀害东汉朝廷使臣。东汉中央也无力征讨,只好任命张鲁为镇民中郎将汉宁太宁。这样汉中就出现了汉宁这一名称。汉宁这一地名中,寄托了人们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安宁的美好愿望。张鲁用五斗米教治理汉中时,汉中人民却过了几年和平宁静的生活。

  汉武帝时期汉中城固人张骞奉诏出使西域,历经十四载,经历无数艰难困苦,终于回国,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张骞打开西亚、欧洲的联系,使中国了解了世界,也使世界了解了中国。张骞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东汉后期的汉中城固人李固,曾官至太尉,位居三公。李固为人忠义耿直、为官清正廉明。在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交替当权的时代,李固不畏强权,敢于直言,被誉为“北斗喉舌”、“耿直派领袖”。后被外戚大将军梁冀杀害并暴尸京师街头。
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中,战火兵燹频发之地

  曹操平定关西军阀马超、韩遂后,经过三年休整,势力大增。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率军经陈仓道过河池(今陕西凤县)进攻张鲁。七月,曹军兵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老城西)。主张抵抗的张鲁之弟张卫糊里糊涂地打了败仗,张鲁只好投降曹操。关于张卫的失败,非常偶然。史书上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曹操的大将夏侯惇、许诸率兵攻阳平山上的敌营,久攻不克,夜晚呼唤山上士兵撤军。撤退的兵士糊里糊涂地闯进了张卫的军营,张卫军大乱,不战而溃,张卫连夜逃回汉中。另一说是张卫凭借阳平关的工事和山势阻击了曹军,曹操束手无策。加之军粮将尽,曹操准备撤军。就在曹操撤军前的一个夜晚,一群麋鹿闯进了张卫军大营,张卫军大乱,曹操部将高祚的部队与张卫乱军相遇,高祚击鼓吹号,张卫大惊,以为被曹军包围,不战而降。曹操占领汉中后仍将汉宁郡改作汉中郡,命大将夏侯渊、张郃镇守汉中,自己班师回邺城。

  建安二十三年,已占有益州的刘备率军攻汉中,与夏侯渊、张郃在阳平关对垒,一时难以克敌。第二年春,诸葛亮增兵汉中,刘备大将黄忠于勉县定军山斩夏侯渊,曹军大败。曹操自长安引军经褒斜道驰援汉中。刘备据险坚守不战,曹操军队士兵逃亡甚多,只好撤回长安。于是刘备据有汉中,并于这一年七月称汉中王。之后的三十多年间汉中一直是诸葛亮、姜维北伐的前进基地,也是千古名臣诸葛亮长眠之地。

  两晋南北朝是个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期间汉中政权几度易主,汉中地名也几经改变。公元350年,氐人在长安建立了前秦政权,东晋宁康元年(公元373年)前秦军攻占梁州,东晋政权在襄阳侨置了梁州,名同虚设。公元383年秦晋淝水之战,前秦大败,其国势迅速败落,东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晋将军杨铨期打败前秦的梁州刺史潘猛,东晋政权又收复了梁州,并在梁州侨置了秦州。秦州原在上邽(今甘肃天水)。西晋败亡之后,大片国土沦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手中,东晋政权又一直无力恢复,只好在其统治区域遍设徒有其名的侨置州郡。据《南齐书·州郡志下》记载,东晋隆安二年(398年)“郭铨始为梁、南秦州刺史,州寄治汉中”。其后的南朝的宋、齐政权沿袭东晋的做法,在汉中侨置南秦州,所以历史上汉中又有南秦州之称。不久北朝的西魏政权占领汉中,于西魏废帝三年(554年)改汉中的南郑县为光义县。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中,是战火兵燹频仍,政权更替频繁,人民灾难深重的纷争之地。

      六、隋唐时期的汉中,沟通西南、西北、中原的枢纽城市
  隋代周禅统一中国后,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为避其父杨忠之讳,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汉中郡为汉川郡。光义县又恢复南郑县之县名。光义县、汉川郡是汉中历史上非常短暂的名称。

  唐初根据中国山川的自然走向划分全国政区为十道,其中有山南道。山南道的范围涵盖古荆州、梁州的地域。汉中即属山南道。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唐王朝又将隋朝改名为汉川郡的汉中改称梁州。并设置梁州总管府,管辖梁、洋、集、兴四州。

  唐玄宗登基后,将全国政区重新调整为十五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山南西道的治所就在梁州。梁州辖南郑、褒城、城固、西县、三泉等无县。开元十三年,朝廷以“梁”、“凉”二字音相近,将梁州更名为褒州,开元二十年又恢复为梁州。武德元年从梁州中分出西乡、黄金、兴势建洋州,洋州一度又改称洋川郡。梁州、洋州二州所辖的面积略小于今天的汉中市。

  唐代的汉中虽然依旧处于秦岭、巴山两座大山封闭之中,但由于历代汉中人对向外道路的修筑,使汉中成为东达荆襄、南通巴蜀、西连甘陇、北接中原交通枢纽城市,也是唐帝国秦岭以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

  公元784年,泾原兵变,叛军占领长安,朱泚称帝。唐德宗李适经灙骆道过洋州仓荒逃到汉中。李晟等将领平定叛乱后,李适回到长安后下诏改元兴元,改梁州为兴元府。据《资治通鉴》说:“用帝王年号令府名始此。又升南郑为赤县,又日次畿县,与京畿长安县同等”。

  公元880年11月,黄巢起义军攻取东都洛阳,占领潼关,12月攻陷长安,唐僖宗带随从仓惶出逃,经陈仓道过河池(今陕西凤县),于次年元月到兴元,后由米仓道入蜀。

      七、两宋时期的汉中,商业都市、军事重镇
  宋取得天下后将全国划分为二十四路。宋太宗威平四年(1001年)置利州路,治所在兴元府。南宋绍兴十四年间(1144年),又将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东路治所依旧在兴元府,西路治所设在兴州(今陕西省略阳县)。

  北宋时期国土面积与唐朝强盛时期相比差距太远,此时的陕西已成大宋王朝的边陲。陕北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接壤,陕南的汉中向西北不远是吐蕃人占领的河湟地区。

  宋代是汉中农业重大发展时期。西南大学讲授马强博士在《论宋元至明清汉中盆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文中对宋代汉中的农业发展状况做了详尽的论述:一,政府以兴修水利为先导,兴修水利工程,恢复山河堰,修建五门堰。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两熟水稻的种植。三,推广冬小麦的种植。四,驻军屯田、营田,发展粮食生产。由于农业的发展,北宋至南宋早期汉中是宋王朝统治区域中非常富庶的地区。

  宋代,茶树是秦岭以南普遍种植的经济作物,茶叶产业也是当时兴元、洋州的支柱产业。苏辙在《栾城集》中说:“洋州(今陕西西乡、镇巴、洋县、佛坪)、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市)人户以种茶为生”。种茶的农民有专门户籍,官府称之为“园户”,就是宋代的“种茶专业户”。茶叶生产是园户们“赖以衣食,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的生存基础。汉中的兴元府和洋州是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最近的产茶区之一,因此兴元府、洋州和陕南其他州县所产的山南茶与蜀茶一道成为宋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重要物质。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宋军在王韶指挥下收复河、陇地区,宋王朝合并熙州、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岷县)及通远军(今甘肃陇西)设置熙河路,升迁王韶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由于新设的熙河路人口较少,没有什么税赋收入,王韶军队的后勤给养全靠邻近州郡供给。开放边境贸易是朝廷为西北前线筹措军费的一种办法。熙宁七年,王韶建议在熙河实行茶马互市。王韶说:“西人颇以善马至边,请趣买茶司买之”。宋王朝这样采纳了王绍的建议,在熙河等地设买马场,在四川、陕南等产茶区推行“榷茶法”,由把政府统一收购的茶叶运至熙河地区换取马匹。汉中靠近甘陇,宋朝就近以陕南茶、川茶换取马匹,以充军用,汉中成为茶马互市的茶叶重要集散地。这就是《宋史》中所说的“汉中买茶,熙河易马”。因为茶马贸易及其他商业活动的开展,汉中成为宋王朝少数年税收超过十万贯的城市之一,是宋王朝重要的商业都市。

  南宋时期的汉中一直是抗金与抗元战争的前线。1127年灭亡北宋后并没有鸣金收兵,而是乘势南下西进攻陕西及江南。建炎四年(1130年)秋,张浚调动五路宋军在富平与金军展开一场大会战,结果宋军大败,丢失了关中大部分州县。宋军撤退到兴州(今陕西略阳)、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今陕西大散关)及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等地,重行设防,以阻金军。富平之战失利后,和尚原成为金军入川的主要障碍。和尚原是从渭水流域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的重要关口之一,在大散关之东,地势险要,属川陕之首要门户,位于宝鸡西南20公里,其地势之险要与大散关不相上下。金军为了打通进入汉中的门户,决定进攻和尚原。

  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金军将帅没立率部出凤翔(辖境相当今陕西宝鸡、岐山、凤翔、麟游、扶风等地),乌鲁、折合从阶州、成州出大散关,屯兵北上,进攻吴玠军,两路金军企图在和尚原会师。吴玠命令诸将列成阵势,利用有利地形,轮番向先到达的乌鲁、折合率领的金军攻击。金军欲战不能,欲退无路。和尚原一带尽是山谷,路多窄隘,怪石壁立,金军的骑兵全都失去了威力,只好弃骑步战。宋军在吴玠的统领下与金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大败金军。退到黄牛一带的金军,立足未稳,又恰遇上大风雨,金军士气不振,无力发起进攻,只得狼狈逃窜。同时,没立所率金军在箭筈关方向发动的进攻,亦为吴玠部将杨政所击退。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金军在金兀术的率领下,猛攻和尚原驻守的宋军,吴玠则命令诸将挑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弓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金军不利,丢掉武器退却。吴玠抓住有利战机,派遣奇军从两旁袭击,阻断金军运粮通道,金军陷入困境,金兀术见势不妙,夺路逃遁。吴玠乘胜追击,于神坌一地设兵伏击,金军大乱,宋军星夜出击,大败金军。金兀术中箭负伤,狼狈逃走。和尚原一战,俘获金军头目300余人,甲士800余人,缴获器甲数以万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金天会十一年(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和尚原之战后,金人无法越过吴璘把守的和尚原直接进攻汉中和蜀地,于是迂回商洛,进攻金州(今陕西安康),夺取安康后又进攻当时汉中管辖的饶凤关。知兴元府刘子羽急派统制官田晟率兵扼守饶风关,以阻挡金军来路,并驰报吴玠请援。吴玠当即率部自河池(今凤县)日夜兼程300里赶至饶风关。吴玠令所部及前来增援的洋州(今陕西洋县)义士与金、均、房州安抚使王彦所率八字军共3万余人,凭借险要地势,以强弓劲弩,轮番发射,顽强坚守六昼夜,金军伤亡惨重。十一日,吴玠部下一军校降金,引金军自蝉溪岭绕出关后,夜袭宋军郭仲荀部,占领山寨,尔后乘高下瞰饶风关,以一部精兵攻宋军背后。宋军腹背受敌,被迫败退,吴玠收余部退守西县(今陕西勉县西),王彦率军奔达州(今四川达县市)。十三日,金军攻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刘子羽焚其城,率余部退至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
 
  吴玠料金军粮草难继,不能久驻,遂回师河池,准备断其归路。果不出吴玠所料,金军因野无所掠,粮草不继,加之疾病流行,于四月初引兵北撤,吴玠乘机派兵于武休关(今陕西留坝东南)袭击金军后队,金军不备,被斩及坠涧死者数千人,丢弃所获辎重而去。王彦乘势收复金州。

  在这一系列战役之后,金军无力进攻四川。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双方达成和约:1、宋向金称臣,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2、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金一度形成战略对峙局面,秦岭就成了宋金军事对峙的前线。汉中则成宋王朝为抗金的一线城市。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春,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受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担任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来到汉中。不久王炎被召回朝旋即遭罢免,陆游也被调回成都路府安抚司任参议官。满怀一腔抗金豪情的陆游无奈地离开汉中,内心十分惆怅,他在《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中吟道:“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南宋后期,金军和蒙古军队曾两度攻入汉中城,对汉中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蒙古人的崛起使中国北方的金王朝受到严重的威胁,同时也使宋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金中都(今北京)被蒙古大军包围,宋、金之间使节不通,南宋停止了原先规定的每年向金输送的岁币。嘉定七年(1214)七月,金都南迁至汴梁。金王朝迁都前后,曾两次向南宋朝廷索要所欠的岁币。南宋许多大臣主张乘金危机衰弱之际,撕毁与金的不平等条约,停止向金输送岁币,用节省的岁币加强国防。认为向已经快灭亡的金朝称臣纳币无异于“召侮之端,致寇之本”。后因蒙古大军主力西征,减轻了对金王朝的压力。金王朝因蒙古人的南侵丢失了大片国土,想从宋朝得补偿,因而大肆南侵。金宣宗自以为“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以宋王朝停止纳币为借口,于嘉定十年(1217年)四月全面发动对宋的战争。诗中所说的“自从铁骑落武休”指的是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金人攻入兴元、洋州之战事。据《宋史·宁宗纪》和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记载: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正月甲午日,金军在大将完颜白撒率领下,进攻凤州城,守城宋军将领弃城而逃,金军攻破凤州城夷平凤州。兴元都统吴政率军与金军战于黄牛堡,吴政寡不敌众,战死在黄牛堡。二月癸卯日,金军乘胜由连云道进攻武休关。金人进攻时,宋军武休关守将继任的兴元都统李贵没做什么像样的抵抗就弃关而逃,金军轻而易举地攻陷武休关。武休关失守后汉中门户洞开。看着兴元无法坚守,利州路提刑兼代理兴元府知府赵希昔弃城而逃。金兵对兴元老百姓残暴地烧杀抢掠。金人又进攻洋州,守将蔡晋卿未能抵挡住金兵。金兵攻陷并焚毁洋州城。金兵进攻势头迅猛,还未进入到大安军,吓得四川制置使董居谊便从利州(今四川广元)向成都方向遁逃。沔州都统张威遣统制石宣等人率部在大安军(今宁强阳平关镇擂鼓台村)伏击金人,歼歼灭金军精兵三千人,并俘获金军将领巴图鲁安。金人在大安军之战失败后,陆续从兴元和洋州撤军。
  遭金军洗劫后不久。宋军内部在兴元又爆发了军士张福、莫简领导的兵变,这次兵变中的叛乱士兵对兴元及四川许多地区再次洗劫,汉中及四川百姓的苦难雪上加霜。
汉中经过金军和张福、莫简叛军洗劫后的十余年后,再次遭到蒙古铁骑的蹂躏。据《宋史·本纪第四十一》和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纪165》记载: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五月,窝阔台在官山九十九泉(今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北灰腾梁)召集诸王、大臣商议伐金之策。拖雷在会议上转述了金降李国昌借道兴元沿汉水下湖北转攻金朝河南之地的建议,李国昌说:“金迁汴将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关、黄河耳。若出宝鸡以侵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大事集矣。”蒙古大汗窝阔台采纳了李国昌的建议,由拖雷率蒙古右路军发兵宝鸡,进攻大散关,借道汉中攻金。拖雷派使臣速不罕前往宋军营中提出借道要求,宋军御前中军统制张宣杀了速不罕。八月,拖雷率三万骑兵越过大散关,攻破凤州城。攻下凤州后蒙古人又分兵一路直趋华阳,攻陷洋州城并对洋州实施了残酷的屠城。拖雷又派兵佯攻武休关,从山间的阳明小道和黄竹小道绕过武休关,直扑兴元。驻守武休关的权兴元都统潘福听说蒙古军出现在自己的后方大惊失色、无心守关、仓皇溃逃,使兴元府成为一座孤城,很快落入蒙古人手中。兴元知府郭正孙带领数十万民众朝米仓山方向撤退。撤退途中在沙窝与蒙古军遭遇,郭正孙力战身亡,随行百姓惨遭蒙古铁骑屠戮,据《续资治通鉴·宋纪165》记载,这场遭遇战中,“死于沙窝者数十万。”诗人在诗中对这场战火描述道:“君不见当年劫火然,携老扶幼奔南山。”诗人描述了这场战争中蒙古人最残酷的杀戮,“七八千兵同日死。”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纪165》还说,蒙古人屠城洋州、兴元后,深入四川腹地,“破城寨百四十而还。”

  经历了战火兵燹后的汉中,一片荒凉、破败、萧条,即使是最美好的春天,也是“道傍人荒鸟灭没,独有梨花伴寒食”,了无一点生机。人民的生活极为艰难,因蒙古人的杀戮、焚烧,汉中城乡一片瓦砾,几乎没有完整的房屋,所以诗人说:“八口同,半间屋”。为了防备蒙古人再次入侵,战后的汉中人的赋税、徭役负担更加沉重,妇女们顾不得梳洗,蓬头垢面,夜间织布缝衣,准备军需物资,“三人共,一碗灯,通夜纺绩衣。”白天还“荷畚锸填濠”,修筑城墙和军事工事。据明清《汉中府志》及《南郑县志》记载:“宋嘉定十三年徙筑今城。”原汉中城是秦厉共公时期所筑,在今城东北二里(即今市区新桥一带)男人们则穿上军装、拿起武器上前线戍守边疆。

      八、元、明、清时期的汉中,被边缘化的地区
  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秋,蒙古窝阔台汗遣皇子阔端和曲出率军攻宋,宋蒙战争全面爆发。阔端军率先发动了对南宋四川的进攻,首先攻陷沔州,但在进攻大安军时受挫。次年秋,阔端率蒙古军从蜀口大举侵宋,经过血战,汉中终于失陷。
兵燹之后的汉中城毁村废,田园荒芜,人民离散,一片凄凉萧条景象。宋蒙之战后的几十年间,汉中依然破败荒凉。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秋,诗人汪元量来到汉水之滨的兴元府,看到在野蛮的蒙古铁骑蹂躏下,这座千年古城毁于战火,破败不堪,写了《兴元府》一诗记叙了兵燹后的兴元府的惨状:
  秋风吹我入兴元,不马荒邮倚竹门。诗句未成云渡水,酒杯方举月临轩。山川寂寞非常态,市井萧条似破村。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饿死弃儿孙。
从这首诗的描述中我们知道经历了南宋末年的战乱之后,当年地位仅次于长安的的赤畿兴元府如今已失去了往昔的繁华辉煌,败落得如同一个破旧的村庄。
元初的行政区划有路、府、州、县四级。以路辖府、府辖州、州辖县。元人占领汉中后,合并利州东路和利州西路为元兴路,其管辖的区域也随之扩大。后元王朝又建立行省,兴元路隶属陕西行省。

  元末至正二十一年(1361)七月,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在重庆称陇蜀王,仍奉"宋"为国号。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在重庆称皇帝,建国号“夏”,改元“天统”,以重庆为国都,正式建立了大夏政权。大夏政权曾攻占四川大部分地区并确立自己的统治。元至正二十二年,大夏将领明二曾率军一度攻占汉中。后又被元军夺回。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四月,明朝大将徐达率军进攻略阳、沔州,并遣部将金兴旺、张龙由连云栈攻兴元。五月,元守将刘思忠、知院刘庆祥开城投降。明军收复兴元,徐达派金兴旺、张龙镇守兴元。六月,改兴元路为兴元府。七月,大夏皇子明升、将领吴友仁率军数次进攻汉中,被明守将金兴旺及徐达派遣的傅友德所率增援军队打败。明洪武四年(1371)大夏政权被朱元璋所灭。

  明代改元代行省之称,设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及诸司衙门。又设置十五都指挥使司以统领各卫所军队。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在西安设陕西承宣布政使司,改兴元府为汉中府,隶属陕西布政使司。人民已习惯把布政使司称为省。清初陕西省下设陕安道,治所南郑,辖汉中、兴安两府。汉中府所统辖的地域大致与今天的汉中市相同。

  元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向东南转移,汉中的繁华与辉煌也成为历史,已不再是国内举足轻重的城市。明、清两朝先后建都在南京、北京,明、清时期的经济命脉的江南,政治中心在北京,文化繁荣在江南,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汉中,已逐渐被边缘化。汉中已不再是国内举足轻重的城市,虽然此时的汉中依然土地肥沃、山水清秀、气候温润、物产丰饶,在农业文明时代是最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但它在中华大版图中的地位已远不及从前。明清时期汉中所出人才也不及以往,汉中科举考试成绩与江南、直隶、四川相差甚远,因此在中央做高官的人很少,汉中人也就失去了话语权。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著名的大儒方孝孺曾任汉中府学教授(其职位相当于汉中中学校长),亲临讲台,“日与诸生讲学不倦。”方孝孺的行为也改变了汉中的学风,使汉中人皆知向学。蜀献王朱椿闻听他的贤名,也聘他为家庭教师教授自己的儿子。他的书庐题名“正学”,后世人称“正学先生”。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及惠帝即位,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可惜方孝孺在汉中时间太短,对汉中的文化教育事业及社会风气的改变影响有限。

  明末的社会动荡及明清之际的朝代更替给汉中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明末由于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官吏贪渎,爆发了高迎祥、王嘉胤、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虽然打击了明王朝军的统治并最终推翻了这个腐朽的王朝。但在这些政治浑噩、素质低下、愚昧野蛮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带领下,农民起义军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更残酷。张献忠的队伍就是一个流动的巨型土匪集团,史书称之为流寇一点都不夸张。张献忠集团攻入四川后,对四川人民的戕害令人发指,其残暴行径罄竹难书。李自成、张献忠所部曾数度进入汉中境,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说李自成失败后张献忠曾“发兵攻汉中,陷之”。⑵对汉中的破坏可想而知。其后清军入川清剿张献忠及剿灭李自成、张献忠余部时进驻汉中,对汉中百姓也有屠杀。清顺治年间吴三桂部驻守汉中,重利盘剥百姓。吴部即将移防云南时,索逋甚急,抓捕债户妻子、儿女作质抵债,欲带走,民号泣遍野,惨不忍闻。⑶清康熙年间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四川巡抚罗森、陕西提督王辅臣率兵响应,吴三桂部占据汉中。汉中遭遇战火。经历明末清初的动荡、战乱,汉中城市破败、田园荒芜、经济萧条、百姓离散。

  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而比邻四川汉中也人口锐减,以至于州、县政府无法完成朝廷所定的税赋。其后清廷实行的移民政策,即民间所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对汉中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王朝平定各地叛乱后,实行招徕流民入四川、陕南开垦荒地的政策,并放宽科税时限,鼓励农民承租耕地,开垦荒地,地方官府也以相当低廉的地租安置流民复垦。由于汉中地区自然环境相对较为优越,对外地移民有较强的吸引力,外地流民纷纷迁徙到汉江上游的汉中各州县。“江、广、黔、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垦种荒地、架屋数椽,即可安身”⑷。汉中地区人口急剧增加,汉中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城市贸易得以恢复。
 
  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社会最黑暗、人民灾难最深重的时期。也是汉中历史上天灾人祸比较多的时期。境内常有农民起义军与官军作战。清嘉庆二年(1797年)到嘉庆七年(1802年),清军与白莲教在汉中境内多次作战。同治元年(1662年)四川农民起义军邓天王进军汉中。同治二年(1663年)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等部攻入汉中。第二年太平军撤离汉中后,清政府处理善后时在汉中四门设“四大冢”掩埋死亡军民尸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洋县人高彦发在县东南黄老山聚众起义,知县张鹏翼率兵围剿。高彦发等战败被俘遭杀害。

  1898年,陕西燕子砭一带遭到特大水灾,清政府拨出一批赈灾款,委派天主教汉中教区拔士林主教进行救济,拔士林购买粮盐等物品后送燕子砭交郭西德向灾民发放。郭西德原本在百姓中臭名昭著,此时又借救灾之机,以入教者可多得救济粮来劝民入教。这种歧视性的做法引起了不信天主教的百姓的强烈不满。郭还利用这个机会,放高利贷,收买农民土地。1900年,年景稍有好转,郭西德及其爪牙李占鳌等竟为收回借贷,于夏禾刚刚成熟时,放纵一些无赖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收小麦、豌豆,引起了广大农民的义愤,因而时常引起民教冲突,以秀才李荣栋等人为首带领民众冲击教堂,杀死传教士郭西德及其随从七八人。事后多人被捕,株连甚广,李荣栋等六人被官府处死于褒城。清政府还勒令宁强知州给教堂赔款白银五万两,另罚银四千两,在燕子砭教堂和燕子砭街上各树一块石碑,记述教案经过,表示悔过之意,并停止宁强州文武科举考试五年。

  据郭鹏先生主编的《汉中地区志》统计从清道光元年(1820年)到清王朝灭亡,较大的自然灾害有:道光七年七月,嘉陵江、八渡河、玉带河三水猛涨,略阳县城垣房舍俱淹。道光十二年,西乡县大雨连旬,牧马河水暴涨,冲塌县城南关房舍无数。咸丰元年,洋县秋霖,二年春,粮价飞涨;七月大水,民房倒塌无数,死伤3000余人。

注释:
  ⑴见班固《汉书·萧何曹参传》。
  ⑵见《明史纪事本末》卷77。
  ⑶见郭鹏主编《汉中地区志》卷36
  ⑷见陈良学《清代移民对陕南的开发》,载《中国汉水流域文化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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