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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道和哑姑山
 
很久以前,秦岭深处,有一户清泉环抱,绿树掩映的人家。二老早已过世,留下两男一女。哥俩相貌俊秀,均已成家。可惜妹妹又秃又哑,连个名儿也没有,就叫她哑姑。哑姑虽有残疾,却聪明能干,在家担水、喂猪,垫圈;出门割竹,剜菜、采药。若遇雨天便打麻搓绳,夜里还常给牲口添草饮水。哑姑的二嫂是山前岭后有名的恶人,连大哥也惹不起她,自打过门那天起,对哑姑死活不喜欢,今天嫌搓的绳细,明天嫌采的药贱,稍不随意,哑姑连残汤剩水也喝不上一碗。只有大嫂心疼哑姑。夏天添衣衫,帮她把袖子做宽,落冬缝棉袄,前心后背把棉花铺厚。三天两头,揣些馍馍饼饼给哑姑吃。 一天,哑姑给坡上做活的哥哥送饭,归来时,突然阴云四起,山风骤起,转眼问,瓢泼大雨夹着响雷,从山崖那边猛扑过来。哑姑急忙躲进崖壳,见一老太婆中了漆毒,全身红肿,呻吟抽搐,哑姑忙上前扶伺。待雨停后,硬把老太婆背回家中,安顿在自己床上,转身向崖头爬去。她知道漆毒要用八木解,很快采回药来,生火煎熬,给老人擦洗。又从罐里掏出两颗鸡蛋,冲成蛋花,端给老人充饥。二嫂走娘家回来看到,脸黑的锅底一般,张口就骂,数落哑姑“吃家饭,管野闲,今晚锅里没你的饭!”老太婆见此情景,不好久留,便起身告辞。临别,老人用手摸摸哑姑的秃头,嘴里咕噜了几句,向东方飘然而去。 当夜,云淡星稀、山静林寂,大嫂来给哑姑送吃食,朦胧的月色下,小黑马驮着三捆细麻绳,拴在门外。透过山柴插的窗洞,见哑姑正在灯下梳头,一头秀发,披在肩上。桐油灯盏,照见桌上放着的秃头壳。大嫂心里一怔,忙推门进屋,双手捧起哑姑新长的头发,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泪珠儿双颗双颗往下滴。哑姑忙给大嫂擦干脸上的泪水,大嫂给小姑梳好发髻。哑姑把晒得响崩干的天麻、党参、柴胡、白芷、苍术一一装进药袋,又端起秃头壳,放进衣箱上了锁,把钥匙放在大嫂手掌心。泪眼直愣愣地盯着大嫂,伸出三个指拇比划一番,便一步跨出门外,翻身上马,飞奔而去。大嫂扑上去拦挡,只抓住一节细绳头。 哑姑走了,哥俩和大嫂急得团团转,二嫂却没事一样。一家人围着衣箱听大嫂诉说后,都觉稀奇。二嫂心里一盘算:老太婆莫不是神仙下凡,且不说秃女子变成了摇钱树,箱子里恐怕还有啥稀罕的宝物哩。“隔夜的金子不如到手的铜 ! ”要立即开箱,看个究竟。大嫂说要等三天以后,劝他不要乱动。第二天,二嫂发起泼来:“谁不叫开箱就分家,哑姑是我拉扯大的,衣箱该归我 ! ”说着拿起菜刀就去撬。两弟兄一人一只脚,踩住箱盖,决意不准打开。第三天,太阳一竹竿高了,二嫂才披衣起床,见家中无人,便扭锁开箱。掀开箱盖,啊 ! 只见金光灿灿,照得她眼花缭乱,揉揉眼,仔细看来,竟是顶半金半银的花冠。二嫂一把抓起,抱在怀里。说也奇怪,花冠顿时黯然失色,变成了一堆包谷渣,一条乌梢蛇喷着火焰子扑过来,吓得她面如土色,摔倒在地,不省人事。大嫂闻声看时,它又变成了一顶金银花冠。晌午时分,山道上马啼声得得,小黑马的尾巴上拖着细麻绳回家了,左等右盼,却不见哑姑的影子,真是“马到人不到”。从此,人们便把这里叫做“马道”。  哑姑哪去了 ? 兄弟俩顺着麻绳引的路去寻找。他们翻过了三十三座山梁,淌过了三十三条溪流。突然,群山中闪出一块小平坝,一座石峰突兀而起,山泉飞流直下,从峰侧潺潺流过,峰顶上云腾雾漫,古树参天,浮云过处,崖壁上依稀显出一个石洞。弟兄俩顺山道攀登直上,见哑姑和被她疗救过的老太婆住在洞中。她们昨过活哩 ? 两人四下环顾,见洞外田禾茁壮、蔬菜青葱,架上葫芦沉甸甸,藤上葡萄一串串;洞里一个个红布口袋装满了炮制好的草药,几个山民正在洞里求医。弟兄俩见此情景,知道老太婆不是寻常妇道,妹妹跟她行医布善,也是一件好事,遂放心归去。之后,哑姑跟着老人,医术愈学愈精,山民们服了她煎的草药,百病皆除;敷了她配的水药,百疮全愈。贫寒人求医,分文不收。于是前山后寨,四乡八镇求医问病的人,牵着线线往这里涌。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贤慧善良的哑姑,便在宝峰山上盖起了寺庙,山洞里还塑起哑姑娘娘全身像。至今,远近的人都把宝峰山叫哑姑山。 ...
汉中最早的书院
 
      清嘉庆十八年(1813),汉中知府严如煜主持重修的《汉中府志》卷十三“书院”篇载:“汉中旧无书院,乾隆初年(实为乾隆四年,1739年——笔者注),郡守朱闲圣(浙江山阴人),偕南郑(汉中附郭首县)令侯天章(四川涪州人),就北城废祠,创斋舍、缮门垣,集诸生讲习其间,额之曰‘汉南书院’。”即今汉中中学的前身。迄今将200年。   但近读清王士祯《蜀道驿程记》,才发现《汉中府志》所记非实,原来,王士祯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奉朝命赴四川查案,他由北京出发,将沿途见闻,用日记形式,著为《蜀道驿程记》一书。他在该书记道:“斯年闰七月初八,抵达汉中府治南郑县,初九日过次公邸,故明瑞王宫也。王,明神宗子,天启中(实为天启七年,1627年),与福惠二王同就国。李自成入秦,王走重庆,张献忠陷重庆,遇害。今瓦砾满目,惟存后殿一区,改‘兴元书院’,前守钟所置也。”   这里所记的“故明瑞王宫”(也叫瑞王府),即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翌钧的第五子朱常浩,受封为“瑞王”,建藩汉中,其王府建在今汉中城万邦时代广场。明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破西安,朱常浩闻讯即逃亡四川重庆。翌年(1644)六月,张献忠破重庆,被俘磔死。他留在汉中的瑞王府,被当地官、民抢拆一光。惟留后殿一院房,由汉中知府钟(湖北黄岗人)主持,于清康熙八年(1669)设立为“兴元书院”。   据此可知汉中最早的书院,是康熙八年汉中知府钟创办的“兴元书院”,并非乾隆四年汉中知府朱闲圣创办的“汉南书院”。   既然“兴元书院”比“汉南书院”早建70年,何以嘉庆重修《汉中府志》要说:“汉中旧无书院”?推其原因是:兴元书院规模狭小,仅瑞王府后殿一院房舍,且存在不久、影响不大,故鲜为后人所知。再查王士祯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四月,第二次奉朝命赴四川公干,又过汉中,在他的《蜀道驿程后记》(卷上)中写道:“初十日,晴,抵汉中府南郑县,驻使院(即学使院,今为汉中军分区住所),在故瑞邸(瑞王府)之东。壬子岁(康熙十一年,1672)过之,邸已改兴元书院,犹存桂树、黄柑、紫荆等树木,今不可识其处矣。这说明时隔23年,原设在瑞王府的兴元书院已荡然无存了。以此判断,兴元书院的寿命,最长不过10年左右。但我们绝不可因兴元书院的寿命短促而排除它在汉中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汉中最早的书院。...
唐德宗在汉中
 
      783年,冬,朱泚发动叛乱,京城长安危在旦夕。皇上唐德宗欲避乱汉中。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官衙设汉中,代贾耽担任梁州刺史并兼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严震,急派手下官员持公函赴关中乾县一带迎驾。此前,朱氵此遣心腹穆庭光抵汉中,做说服工作,希望严震和自己联手,背叛朝廷,被严震予以拒绝。严震当众斩杀穆庭光。   为保驾德宗安全抵汉中避乱,严震令手下将领张用诚领兵五千,从汉中出发,越秦岭,抵关中盩厔一带迎驾。   但德宗手下密探已获悉,张用诚已被叛军收买。德宗忧心忡忡,将其心中忧虑密告严震。严震遂遣手下另一将领马勋去迎驾。马勋见到德宗,密谈张用诚叛变之事。马勋对德宗说:“我回趟汉中,取节度使符,拿上它,再召见张用诚,并见机斩杀他。”德宗同意,并约定了再见面的时日。   马勋回汉中,拿上了节度使符,这等于有了代表严震行使职权的尚方宝剑。然后,马由五位武艺高强的壮士陪同,越秦岭,在盩厔西南召见张用诚。张不知马这次来的真正用意,派数百骑兵迎接节度使特使。晚上,都居住在了驿舍里。马勋在驿舍外令点起火堆,召张用诚的士兵都去烤火。   在驿舍里,马勋从容出示怀中的节度使符,对张用诚说:“你过来看看。”张用诚还未走近,身后马勋的几位武士就将张用诚按倒绑了。此时,张用诚的儿子在场,其儿子遂举刀朝马勋砍去,一武士一挡,只使马勋受点轻伤。接着,武士斩杀了张的儿子,将张用诚踩在地下,用刀刃架其喉,说:“你敢出声立即杀了你。”   马勋随后出了驿舍,对在外烤火的张的士兵,高声训话,说你们的父母妻子都在汉中,如果你们抛弃他们,而跟随张用诚反叛,没有任何好处。严震节度使要我这次来,是逮捕张用诚,所以不会株连你们。你们都跟我一同押解着张用诚回汉中吧。训话后,无一人反叛,大家绑着张用诚到了汉中。在汉中,严震“杖杀”了张用诚,用药水封了张用诚首级,派马勋带一队人马,提着首级,疾驰德宗驻地。德宗见了张的首级,很高兴,才决定到汉中来。784年,农历三月初一,德宗率皇室以及大臣,由严震的部队护驾,经盩厔 ,入骆谷,途经今洋县一带,来到汉中城。住汉中一段时间,众大臣商议,请皇上去成都。严震说:“不可,汉中地接长安,若去成都,长安李晟在组织收复,会感到远离了倚靠。皇上此时去成都,不宜。”正在议而不决时,李晟来了密信,劝皇上留住汉中,“以图收复”。   汉中一带,当时处于刀耕火种状况,老百姓吃的稻米,是采集的野生的稻谷,年收成差,一个劳力辛苦一年养活不了几个人。安史之乱后,汉中一带常遭匪贼剽掠,人口流散大半。自护驾德宗抵汉中后,严震积极组织税收,聚集财力,供应皇上及皇室成员、大臣的开销。百姓付出巨大,供应无缺。   农历五月二十二,李晟收复长安。六月,德宗因汉中护驾有功,颁诏天下:升汉中为兴元府,并任命严震为兴元尹。时兴元府行政级别和京兆、河南府同。也就是说,汉中和首都享受同级别待遇,在税收、考学、晋升官职和待遇等方面都享受优厚政策。汉中得“陪都”之实。六月二十七,德宗离开兴元府,而回到了京城长安。 ...
汉中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
 
      汉中是汉王朝的发祥地和三国诸葛亮的运兵之地。这里曾发生过“肖何月下追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历史故事;有历史上最早人工开凿的石门隧道;有郭荣章老先生《石门大全》记载177品摩崖石刻,其中:《石门铭》、《石门颂》、《衮雪》等石门十三品被誉为“国之瑰宝”。因摩崖石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自古引得文人墨客前来临摩拜谒、学艺众多,便有了以拓印为谋生的技艺。拓印始于唐朝,据今有一千多年历史。       汉中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传承人张晓明世居褒斜栈道及其摩崖石刻脚下石院,距现今市、区中心约40里。祖上自清同治九年从艺至今,历经六代兴衰,传承百年以上。 摩崖石刻拓印不同于平板石刻,坚硬且临空临水与大自然山体相连,凹凸不平,非搭架操作不可,给拓印造成了难度、精度。张氏五代传人张晓明、因得祖上真传,反复实践,研究出:“一拓双页”的绝活,达到了张氏家族技艺高峰。       张氏拓片,具有很高的历史鉴赏价值,保留了原真性,并为金石、书法文化提供了必学范本。       张氏拓片,现存于国家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汉中市博物馆,流入日本、韩国等。汉中每年举办的汉魏石门十三品学术研讨会,就是最好的证例。拓片的销售增加了地方经济,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摩崖石刻拓印因地势险要,环境复杂,从事人员极少,部分摩崖石刻国家加以保护,使拓印基本作场减少,传承人现面临濒危状态,急需加以保护。...
陆游的汉中情怀:梦断梁州
 
      据《尚书?禹贡》记载:上古时候大禹治水成功以后,把天下分为九州,梁州属其一,大致在川、陕、甘交界一带。现在南郑县和勉县接壤的地方有一座梁山,梁山之名应该和梁州有关。随着朝代的更替,梁州也先后有了汉中、南郑的称谓。说到梁州,不能不想起陆游的一首《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陆游是南宋爱国诗人,豪放派诗词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留下最多诗篇的诗人(九千余首)。公元1172年,陆游被四川宣抚使王炎聘为幕僚,他从夔州(重庆奉节)赴西北重镇南郑(当时的汉中是宋金两国交战的前线)军中任职,度过了短短八个多月的戎马生活。在这短短的二百多天时间里面,他写下了一百多篇诗词,辑录为《山南杂咏》,但后来不慎落水遗失,今天能够看到的,是一首他初到南郑,在各地视察后返回途中所作《归次汉中境上》:   云栈屏山阅山游,马蹄初喜踏梁州。地连秦雍川原壮,水下荆扬日夜流。   遗虏孱孱宁远略,孤臣耿耿独私忧。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   这首诗里面一喜一忧,反映出陆游刚刚到任南郑的两种心情:他喜的是能够驰骋疆场,为国效命;忧的是眼前美好的河山遭受金国掳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复,这不光是陆游的心病,更是整个南宋的耻辱!当时的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自甘屈辱,朝中主和派占据了上风,他们以向金国岁贡来求得边境的安宁(自1126年靖康之耻后,宋朝连年向金国纳贡),后来主战的王炎被朝廷罢黜,其幕府被撒散,陆游也被迫离职。岁月蹉跎,光阴荏苒,抱国无门的陆游对于在南郑的峥嵘岁月却始终不能释怀,在他笔下,“梁州”的往事变得越来越生动和明晰,因为那里曾经有着陆游的光荣和梦想。陆游在后来的诗作《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此诗,时且五鼓矣》中记忆了他一次打虎的经历:   孤云两角不可行,望云九井不可渡。嶓冢之山高插天,汉水滔滔日东去。高皇试剑石为分,草没苔封犹故处。将坛坡陀过千载,中野疑有神物护。我时在幕府,来往无晨暮。夜宿沔阳驿,朝饭长木舖。雪中痛饮百榼空,蹴踏山林伐狐兔。耽耽北山虎,食人不知数。孤儿寡妇雠不报,日落风生行旅惧。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国家未发度辽师,落魄人间傍行路。对花把酒学酝藉,空辱诸公诵诗句。即今衰病卧在床,振臂犹思傋征戍。南人孰谓不知兵?昔者亡秦楚三户!   从袖子一挽、吼裂苍崖的气势可以看出,陆游当年打虎时候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再从三十余秦人闻听虎啸面色发青和自己奋戈直前进行对比,以及“楚虽三户能亡秦”的典故,隐喻出南人不惧北人、南宋战胜金国的信心!   1179年,陆游在福建建安就任,这里虽然远离战事,表面上看起来一派安宁祥和,可是他心里依然怀着驰骋沙场、收复失地的雄心,以及对力擒猛虎一事的追忆,请看他的《忆山南》:   貂裘宝马梁州日,盘槊横戈一世雄。怒虎吼山争雪刃,惊鸿出塞避雕弓。   朝陪策画清油里,暮醉笙歌锦幄中。老去据鞍犹矍铄,君王何日伐辽东?   盘槊横戈、雪刃怒虎、惊鸿出塞、老犹矍铄、征伐辽东……这些词句让人读起来便顿觉血脉膨胀!然而抱负成空,面对诸多不得志,诗人只能以“暮醉笙歌”来排遣心中的愤懑!陆游的这种情节,代表了当时南宋绝大部分有志之士的爱国情怀,即便身处遥远的南国,夜晚在波光粼粼的湖面泛舟,也没有心思欣赏夜色中十里澄波、残月清霜、枫叶菱歌的美景,他依旧怀念的是在梁州驰骋疆场的岁月,这是何等的反差,再看他的一首《冬夜泛舟有怀山南戎幕》:   钓船东去掠新塘,船迮篷低露篛香。十里澄波明白石,五更残月伴清霜。   飘飘枫叶无时下,嫋嫋菱歌尽意长。谁信梁州当日事,铁衣寒枕绿沉枪。   公元1189年,陆游又一次遭到罢斥,他回到山阴故乡成为一介平民。1210年,最后直到弥留之际,陆游期待收复失地的梦想依旧没能实现,他满怀惆怅地留下绝笔《示儿》: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不见九州同,故梦回梁州!古人常常用“沧州”来代称放逐之地,难怪陆游有了“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的感慨!(汉台区政府网)...
汉中拜将坛址考  兼与陈孟林先生商榷
 
      四百炎刘此地开,登坛国士果奇才。   陈仓度后秦方定,火井燃时楚已灰。   水咽波声思上将,城临老树伴崇台。   忠魂恸共寒烟散,挂甲亭前春不回。   这是清代著名诗人前人咏汉中拜将坛的诗句。拜将坛、古汉台、饮马池是汉中遐迩闻名的西汉三遗址之一。公元前206年,汉王设坛拜将,拜将盛典之坛是刘邦统治集团的决策之地,英雄聚会之处。拜将坛是刘邦不拘一格,任人唯贤;萧何慧眼识珠,荐贤举能;韩信才华初露,国士无双的象征。它还是神州第一对《登坛对》的诞生地。“留此一抔土,犹为汉家基。” 拜将坛是刘邦集团兴汉灭楚的誓师地,是西汉王朝卒定天下的发祥地。对于西汉王朝来说,汉中拜将坛具有划时代意义,它象一座丰碑,巍然屹立。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来此凭吊先贤,揽胜怀古。基于此,弄清它的确切位置,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十分必要。   近读《城固文史》第十五辑《古韩信台考》一文(以下简称《考》文),学到不少知识。作者陈孟林先生首先引用我国古典文献《水经注》载:“湑水流南,经大成固北,城乘高势,北临湑水,水西有韩信台,台高十余丈,上容百许人。相传高祖斋七日,置坛,设九宾礼,以礼拜信也。”“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就国,听萧何计,择日斋戒,设坛具礼,拜韩信为大将。” 该文结论,城固韩信台就是拜将坛。其次,作者引用唐代诗人岺参诗:“汉王城北月初霁,韩信台西日欲斜”;和城固知县杨箕峰诗:“君不见汉王高建拜将台,今日登坛兴壮哉”,“登坛不是萧侯荐,高祖何缘得见奇”; 以及无名氏诗:“将军年少喜登坛,耿耿忠心一寸丹”来佐证,以上诗人也说,城固韩信台就是拜将坛。   《考》文作者进一步说:“至于汉中的拜将坛,它与城固的韩信台属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两处西汉遗址。一为高皇所设,一为韩信所筑;一为拜将权宜,一为兴汉灭楚大计。其坛本亦无存。民国22年(1933),冯玉祥将军驻汉中时,根据《府志》(应为《汉中府志》,引者注),在汉中南门外重建了汉大将韩信拜将坛,并为树碑题诗:“盖世功名三杰并,登坛威望一军惊。” 民国27年(1938), 祝绍周任汉中警备司令(当时,祝绍周任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引者注)时, 将坛上砖栏易为石栏, 并树碑题诗。解放后,在市政府的重视下,又增建了北坛。   《考》文作者引经据典,说理充分,旨在阐明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527)所撰《水经注》中,关于韩信台就是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场所。从公元前206年至今的2200多年,亘古不变。今汉中市汉台区的拜将坛,只是民国22年(1933)由冯玉祥将军驻汉时修建的赝品,以后又两次整修。   值得一提的是,郦氏《水经注》中关于“韩信台”的记载,迷惑了不少学人。早在20年前,笔者供职于汉中市(今汉台区)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汉中市志》期间,汉中师范学院(今陕西理工学院前身)历史系一位作者,在《陕西史志》上发表文章,内容和《考》文如出一辙,称“城固韩信台就是拜将坛”。当时,一位汉中市志编委会领导严肃地说,我们必须弄清这个问题,志属官修的信史,不能以假乱真,否则对不起历史,对不起社会,对不起读者。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笔者当时就本着学习的态度,游弋史海,查阅资料,筛选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现在,将新旧资料合并整理,结果证实,《考》文关于“韩信台就是拜将坛”结论难以成立。故陈述己见,求教于方家,并与作者商榷。   一、典籍辨谬误   《考》文称,民国22年(1933),冯玉祥将军驻汉中时,根据《汉中府志》,在汉中南门外重建了汉大将韩信拜将坛。事实并非如此。据《汉中市汉台区军事志》载,冯玉祥将军驻汉时间,实际为民国11年(1922)1月上旬,冯玉祥部与陈树藩部战于汉中。冯玉祥将军驻汉期间重建拜将坛,纯属《考》文作者主观臆断,并无史料依据。以笔者所查典籍资料证实,关于汉中拜将坛址的记载,首先可以追溯至一千多年前的古代,并非近代。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被称着宋代地理总志。在该书卷133,南郑县(治今汉台区,下同)条下载:“拜将坛,汉高祖初为汉王,欲东下,拜韩信为将,因筑此坛受命。” 这段文字说,汉高祖刘邦来南郑就任汉王后,欲灭楚霸王项羽,筑拜将坛,拜韩信为大将,此坛是韩信被委以重任之处。另一位史学家乐史(930~1007),抚州宜黄(今属江西)人,初仕南唐,后为宋平原主簿,官至职方员外郎。在一千多年前明确指出,拜将坛在南郑县,并非在城固。   南宋,史学家郭居仁撰《蜀鉴》云:“汉王至南郑,拜韩信为大将。” 另一位南宋史学家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190,人物,李固条下载:“汉史称,高祖拜韩信于南郑。今信坛、固墓皆在南郑。” 这两位史学家明确告诉后人,汉高祖刘邦在南郑称汉王时,在国都南郑设坛拜将,拜将坛就在南郑。东汉,三朝太尉李固出生地柳林镇,从汉代至新中国成立均属南郑县管辖,1958年才划归城固县隶属。王象之明确写道,拜将坛在南郑。   二、诗人解迷津   古代,往来汉中诗人笔下涉及刘邦决策地、登坛拜将处作品众多,诗作可以解疑柝惑。   唐代,任过汉南(汉中)从事的著名诗人胡曾,在《汉中》一诗中写道:“荆棘苍苍汉水湄,将坛烟草覆余基。适来投石空江上,犹是龙颜纳谏时。” 作者胡曾当时看到的拜将坛则是荒草覆盖。该诗证明,至少在唐代时,拜将坛已在南郑。   北宋神宗熙宁中(1068~1077),被称着“宋诗开山祖师”的北宋诗人梅尧臣,在《送李中舍袭之宰南郑》一首中,有“苍烟古柏汉高庙,落日荒茆韩信坛”的诗句。该诗标题已道明,作者送挚友李袭之来南郑任县令,所咏景物不言而喻即在南郑县内。汉高祖庙在汉江南岸,与汉江北岸的拜将坛隔江相望。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爱国大诗人陆游来到抗金幕府所在地南郑,写下不少诗作。《剑南诗稿》中也有几首诗提到拜将坛。《山南行》一诗中有:“将军坛上冷云低,丞相祠前春日暮”。《梦行南郑道中》一诗中有:“将坛坡陀过千载,中野疑有神物护”。《南郑马上作》一诗中有:“落日断云唐阙废,淡烟芳草汉坛平。” 这首诗下作者自注,南郑“近郊有韩信拜大将坛”。陆游诗作已标明,拜将坛就在南郑。   明代,题咏汉中拜将坛的官宦、诗人较多,其中著名者有,明正德年间(1506~1520)汉中知府张正蒙,同一时期的吏部提学副使何景明,还有张潮、张正蒙、侯居坤、张炼等。   清代,为汉中拜将坛题诗者有郑日奎、前人、黄作棣、张炳蔚等。有称赞明主刘邦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有称颂伯乐萧何荐举贤能,更多的则是赞扬兵仙神帅韩信,为汉王朝建立立下的丰功伟绩。恕不引用作评。以上诗人咏叹的拜将坛均在南郑,且写作时间均在民国之前。   三、方志明真伪   地方志早已弄清了汉中拜将坛的位置,且论证了《水经注》中记载的失误。据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二月,南郑知事王行俭成书的《南郑县志·卷十·古迹》“拜将坛”条下,在引用《水经注》关于城固韩信台记述原文后说:“是拜将坛又在城固。以意断之,当在南郑者为是。” 这位南郑父母官开宗明义说,拜将坛不在城固,而在南郑。并阐明理由充足:“时汉王都南郑,拜将必欲国都。且台、坛有别,台必筑土崇高,坛则起土为埒而已。古命相拜将,有设坛席之文,未闻筑台。《史记》固云,设坛具礼,不曰筑台也。是拜将坛当在兹地(南郑)”。这段文字说,如此隆重的拜将盛典不可能离开国之都城南郑,而选在城固。且拜将盛典只能设坛,不曰筑台。坛,土筑的高台,古代用于祭祀及朝会、盟誓等大典;台,平而高的建筑物,一般供眺望和游观所用。只有“坛”才会是拜将的地方,被称为“韩信台”之地,不可能“设坛具礼”拜将。故韩信台不能与拜将坛相提并论。汉王设坛拜将,其台称“汉王台”尚可,称“韩信台”者另当别论。称韩信台者,台为韩信所为,韩信怎么能为自己筑台,请汉王拜其为大将?   又据民国10年(1921)七月,南郑知事柴守愚撰《续修南郑县志·第五卷·古迹》“拜将坛”条下载:“《康海记》(为拜将坛整修后写的碑文)在郡城南门外,附城堑。《史记·淮阴侯列传》,汉王欲召信拜为大将,萧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去也。王心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该志也引用乾隆《南郑县志》上述文字,来说明南郑拜将坛才是汉王设坛拜将处。致于“城固东境之(韩信)台,或(韩)信与汉王部署诸将处耳。明嘉靖(应为“正德”)间,副使吕克中尝筑亭坛左,镌刻诗章,康海为之记,今废。”   《康海记》即《拜将坛记》。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十月初一,武功人康海,(字德涵,号对山,弘治进士第一,授撰修)为拜将坛整修后所写的碑文。   明正德四年(1509)以来,四川农民起义军转战汉中,清廷派统军大员来汉镇压。陕西按察使抚治副使吕克中来到汉中,看到拜将坛荒芜,予以整修。并在坛左(面向东,坛左即北)增建“挂甲亭”,即后来所称“拜亭”(此亭并非考文所说,解放后人民政府新修)。竣工后,由康海撰《拜将坛记》碑文。《续修南郑县志·第七卷·艺文志》有该“记”全文,摘录如次。其文起笔便指出汉中拜将坛修建时间和位置:“汉中,故有高帝拜将坛,在郡城外附城堑,实淮阴侯决策之地也。” 接着阐明它的意义和作用:“夫英雄之会,圣贤之业,其迹虽远,其教最长也。” 以上方志记载,至少在500年前,拜将坛就在汉中。并非《考》文作者所述,在至今80年前的民国22年才修建。   四、省府下定论   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汉中拜将坛整修共有5次。即明正德十四年(1519)、清嘉庆十三年(1808)、民国31年(1942)、1985年及2007年。需要说明的是2007年第5次整修,汉中市和汉台区两级人民政府整修拜将坛,拆除原南北大门外,全面设计扩建。次年竣工,占地面积50500平方米,围墙高耸,院内建筑物古色古香,雄伟壮丽。2008年9月16日,整修后的拜将坛被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省政府对汉中拜将坛即是公元前206年,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大将之处的肯定。设想,如果城固韩信台就是拜将坛,那么省政府是不会作出上述决定的。   那么,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城固境内相传韩信台就是汉王拜韩信为大将之地,又作何解释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请教了汉中文史界老前辈。他们指出,《水经注》中的这段记载,不是今天才被《考》文作者发现的,古今学人都有研讨,但是,一直持否定态度。郦氏为《水经》作注,不可能事必躬亲,有点错讹也在所难免。对《水经注》,前人有“详于北,而疏于南”、“多有臆断”等评论。书中对汉中一带山川河流的记述,就有几处错误。不过,郦道元治学还是谨慎的,在记述城固韩信台时,用了“相传”二字,同时,保留了“置坛拜将”之说。   据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兴元府·城固县》条下关于韩信台的记载:“城固故城,在城东六里,韩信所筑。” 清嘉庆《汉中府志·卷六·古迹》城固条下载:“韩信台,城东五里,云淮阴侯所筑。” 这些史料说明,城固韩信台当为韩信所筑,并非刘邦所筑。这也反证韩信岂能自己筑台,让汉王拜他为大将?韩信台是韩信被拜为大将后,实施汉王韬光养晦策略,率大军离开国都南郑,在城固操练兵马时所筑的高台。   综上所述,《水经注》中写韩信台“相传高祖斋七日,置坛设九宾大礼,以礼拜信也”的这段论述,确实给后来治史者带来不少麻烦,从明代至今,考证不断。以此看来,《考》文作者受郦氏误导,堕入坛、台不分迷雾,便不足为怪了。结论是肯定的,居于今汉中市汉台区风景路北的拜将坛,就是当年汉王刘邦设坛具礼,拜韩信为大将之地,别无二处。 ...
石门“十三品”的搬迁和保护
 
      1958年,国家决定修建褒河水库,建设水电站,从灌溉和发电两方面造福于汉中人民。为了保护石门及其摩崖石刻,水坝地址选定在石门隧道以北十五里的老君崖,川陕公路从褒姒铺上山,绕七盘岭鸡头关到褒城县城。水坝东面沿半山腰修石渠穿越石虎峰,经河东店东北顺山边丘陵地带而下,扩灌农田。按照这个设计,老君崖有水坝和电站,西有穿山公路,东有穿山石渠,南面的鸡头关铁桥、将军石、栈道遗址和石门及其摩崖石刻完全得到保护,在石门南北按栈道遗迹仿修一段阁道,“衮雪”、“玉盆”按遗迹修复凉亭。古代的阁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奇迹和当代的水坝、电站和穿山石渠奇迹融为一体,成为更吸引中外游人的旅游胜地。方案经省批准,投资兴建。1959年1月,汉中市、城固县组织一万多名民工和二百多名干部、技术人员奔赴工地。指挥部设在沙河沟,下设公路改道队,住褒姒铺,沿西山改修公路;水坝清基队住沙河沟,在老君崖剥东西山坡,分截褒水,清理坝基;石渠队住麻坪寺和将军铺,修渠道平台开凿石渠隧道。经过一年的紧张劳动,公路改线已从褒姒铺修至沙河沟;水坝坝底和坝肩已清理完毕,只等建坝施工;25个石渠隧道都已凿通,石渠平台也由老君崖修至麻坪寺。1959年底,国家经济出现困难,对建设项目进行调整,褒河水库缓建,民工回乡,工程暂停,经过雨淋水冲,前功尽弃,损失严重。       60年代后期,国家决定,恢复褒河水库的建设,当时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忽视文物保护,只图施工方便,将水库大坝改在鸡头关下石门一带,并将库名改为石门水库,电站改为石门电站。盛名国内外的石门及其摩崖石刻,面临毁灭。当时,群众要求抢救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省、地、市有关领导和部门划拨经费,组织力量,于1969年至1971年先后将以“石门十三品”为主体的摩崖石刻搬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伴随着摩崖的搬迁,使摩崖的保护和修复工作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科学实践过程。郭荣章馆长在《石门十三品探踪述略》中,记载了搬迁过程。   一、摩崖凿取。石门摩崖石刻,宏伟博大,如南宋《山河堰落成记》,通高226厘米,崖面随山势略成曲形,凿取后重达十五吨,再如《石门颂》和《石门铭》等,都是高达2米以上的摩崖。在搬迁时,为了确保刻字的完整无损,先将摩崖从山石中凿出,再经过修整使其外形类似石碑。从山石中凿取摩崖,主要靠人力和手工操作为主,配以电钻之类的机械设施,个别部位在不影响摩崖主体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了小爆破。在凿取《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时,因摩崖上方有一鼓出凌空的山包,就用爆破先将山包除掉,并凿去离摩崖上沿3厘米以外的积石,然后在摩崖两侧和下方凿槽,槽宽20—30厘米,深30—40厘米,这个深度基本上就是凿取后摩崖的厚度,再从上部凿孔加楔,凿孔的部位与两侧石槽的部位相称,眼距30—60厘米不等,置铁楔于孔中,以大锤击铁楔,直至摩崖与山石剥离为止。其他摩崖的凿取,都因地制宜,因势定夺。分布在河谷巨石上的“衮雪”、“玉盆”等摩崖,是由四面着力而凿取的,其凿取步骤:(1)根据摩崖的范围,先定出四面的边沿。(2)除去边沿以外的岩石,使摩崖的厚度达到预定的要求。(3)从四面打眼加楔推行剥离。凿取的摩崖,就地进行修整,修整的重点是摩崖的背面和四边,使摩崖的外形类似石碑那样完整。   二、摩崖运输。从山石中凿取的摩崖重达数吨至十五吨,先从山崖间搬出,再装上平板车运输。由山间河边到公路一段的运送是,临时架设木式轨道,下设枕木,在枕木上铺设两条用方木做成的木轨,木轨宽窄随摩崖大小而定,木轨上置圆木作成的滚筒,将摩崖平放于滚筒,用木杠从后向前撬推,不断调整滚筒,使摩崖沿着木轨方向缓缓前进。为保持稳定,在摩崖后面系上缆绳,既有推力又有拉力,控制滑动速度,保证摩崖安全。把摩崖搬上公路,装入平板车后予以固定,车速控制在时速10公里以内,路不平时,再减速度,保证摩崖在运输和装卸时的安全。   三、摩崖修复。不少摩崖在凿取之前已有裂隙,一经凿出自然解体。《石门颂》摩崖,共有横竖三道裂隙,从山石中凿出后分为六块。在凿取和搬运过程中,由于摩崖本身的重力作用,也有些出现局部破裂,就要粘合复原。摩崖粘合复原的工序是,对茬;断面除锈去污;粘合;背面加固;正面修复。经过处理的摩崖,结成一个比较坚固的整体。再对摩崖正面进行修检。发现壑口或缝隙,进一步予以修检。对散落碎块,予以粘接。摩崖表面浸漏和粘染的胶质泥质或其他污物,一一精心清除,使每一刻字,都恢复原貌。漫漶不清的刻字,维持现状,保护原貌。   四、陈列及其保护。搬迁到博物馆内的摩崖,经过粘合、修复之后,存放文物库房。1980年,国家拨专款修建了石门摩崖石刻陈列馆。省文物局与有关专家商定,名为《石门十三品》陈列馆。建馆施工前,先将13种摩崖搬迁到预定陈列的位置,又采取背面牵引的固定措施,顺序是按摩崖本身年代先后排列。随着陈列馆的落成,这批迄立山崖一千多年、饱经风雨水涝袭击的珍贵刻石,出现在富丽堂煌的博物馆。为使“十三品”“延年益寿”,博物馆采取了以下保护措施:   (1)针对“十三品”的石质,分别采取不同保护措施。对“石门十三品”的石质,进行化学检验,标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硬绿泥石石英片岩,硬绿泥石属铁镁矽盐酸矿物,这种矿物风化后易形成云母,而云母极易剥落。《鄐君开通褒斜道》及其《释文》摩崖属这类石质,所以字迹残缺严重,用放大镜普遍检查摩崖表面各个部位,岩石的片状层理之间有很多孔隙。为防止孔隙扩大,形成新的剥落,将经稀释的环氧树脂与聚酰胺混合的粘液注入缝隙,达到岩石层理固结的目的。   第二种类型为石英岩。花岗变晶结构,块状构造,性坚硬,抗蚀力强。这类刻石的字迹清晰。《石门颂》、《石门铭》、《杨淮表记》、《玉盆》、《衮雪》、《李君表》、《石门》、《石虎》、《李苞通阁道》属于这类石质。但因其颗粒结合不均,常有微量矿物散布于石英颗粒之间,加之本身的块状构造,易产生裂隙,进而导致少数刻字的漫漶。对这类刻石的保护,亦采用粘液灌注缝隙的办法加以保护。   第三种类型为大理岩。系由方解石和微量金红石组成,化学性质比较活泼,遇酸易分解。晏袤的《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释文》和《山河堰落成记》摩崖属这种类型。这类刻石,年代较近,但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这与石质酸化有密切关系。对此类刻石,涂上耐酸、耐潮湿、无色透明的保护膜,使其表面层不直接与外界空气接触,从而减少和避免石刻受外界酸性的侵蚀。   (二)保护石刻、严禁拓印。为了防止人为的损害,杜绝拓印。将“十三品”翻版复制,都用复制品拓印。同时,在石刻陈列馆统一制作了铁栏,栏高70厘米,距石刻80厘米,以防止人参观时与石刻接触,造成意外损失。 ...
苏轼与褒城牛头寺
 
      苏轼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生于1037年,卒于1101年,享年64岁,四川眉山人。   近读市档案馆所藏清道光《褒城志》,发现志书收有苏轼的诗。且该诗在清乾隆《大清一统志》和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里亦有记载。现辑录如下:   崇庆寺,在褒城西南二十五里,俗称牛头寺,唐建。宋苏轼常寓牛头寺,有赠明上之诗,曰:一轴金刚一炷香,雪眉双鬓任苍苍。去传熊耳西来印,归葺牛头旧住房。风静水声喧竹坞,夜深云气湿龙床。迷途尽欲僧开悟,何事年来厌上堂。       查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年谱》,得知,由开封到家乡四川,或由家乡四川返开封,途经汉中褒城,苏轼曾有三次经历:1056年,苏轼父亲苏洵,携儿子苏轼和苏辙,由家乡四川出发,到开封。“发成都,过剑门,经凤翔府眉县横渠,游崇寿院,经扶风,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至渑池”,“五六月间,抵京师”。“京师”,即今开封。此行,苏轼父子必经褒城无疑,且有在褒城以西牛头寺寓居的可能。1057年,阴历四月初七,“母程氏卒,讣至,父子仓皇返蜀。”此行由开封返四川,且事情紧急,故苏轼父子在褒城牛头寺寓居的可能性较小。1068年,“七月,除丧”,十月十一月间“离眉山”,“至凤翔、长安”。尽管记载不详,但苏轼“出蜀”而到关中,再到开封,其所行必经金牛道、褒城和褒斜道无疑。   通过上述梳理,可看出,苏轼这几次路过褒城,均有可能在褒城牛头寺寓居。但笔者认为,最有可能的是1056年,且“寓居”的时间是草木初发的阴历三四月间。为什么?其一,1056年,苏轼由父亲带着,途经褒城,而经关中再到京师,是去“赶考”的。其行程时间充裕,心情轻松,且苏轼热衷于赏佛寺、交僧人,所以父子几人会“寓居”牛头寺。其二,苏轼北上关中,当行至今勉县老道寺镇境内,距离牛头寺步行1小时就可到达,何况沿途需住宿,所以“寓居”是必须的。其三,出了四川,进入汉中后,其佛寺最有名的当属牛头寺和汉江以南今南郑境内的乾明院。乾明院路程远,不便,故一向凡佛寺必进的苏轼,去牛头寺“寓居”就不言而喻了。其四,诗中“云气湿龙床”之句与汉中春夏之交即阴历三四月间雨水多相契合。   还可从诗句里作些分析。这首《赠牛头寺明上》诗,有“迷途尽欲僧开悟,何事年来厌上堂”。迷途,当指苏轼兄弟此次进京师“赶考”,谁也不清楚能否考中,所以“尽欲”由牛头寺的明上老僧为其开解度化;而且,一年多来,苏轼兄弟为了前途,频繁地上堂,由僧人为其开解度化,使得人都厌倦了。这写出了苏轼当时的心境。其实,苏轼和他弟弟苏辙此次赴京师都考中了,且都陆续做了官,但自此苏轼也走上了命运多厄的人生。   这首诗是苏轼的早期之作,不算其代表作,故留在了《褒城县志》等史籍里,而并未收入《全宋诗》或《苏轼诗集》等大作中。 ...
从地名看刘邦在汉中的印迹
 
      尽管刘邦在汉中活动不过短暂数月,然而在汉台区这块大小不过500多平方公里的版图上,遗留下刘邦相关的历史地名就达15处之多。再加上解放后新生的地名及其他名称,足有40多处,其密度和集中程度在全国也绝无仅有,只有在大汉朝的发祥地——汉中才有这种可能。这些历史地名门类之多亦是惊人的,不仅有世人所熟知的名胜古迹,而且有自然村、山川、河流,堰、塘、庙宇和事业单位名称等。有些名称以神奇的传说故事流传民间,风趣诱人。   与刘邦相关的自然村名称   1、花台子。花台子村原属汉水乡,现为石马街道办事处广坪村委会十一村民小组,位于么二拐西南将坛西路南侧,传说刘邦在这里建有许多花台,供其观花尝月,悠游玩乐,其名流传至今。花台子原有80多户菜农,因城市扩建现已成为居民菜农混合居住区,特别是豪华靓丽的花台居民小区,一改往日简陋的菜农民宅旧貌。   2、新铺。新铺自然村,原为新铺乡政府驻地,撤区并乡后归属铺镇人民政府管辖,有村民130多户,汉白公路从村中穿过。新铺其名传说饶有风趣:古时这里也为交通要冲。路旁建有一小小酒铺,供过往行人饮酒休憩。一天刘邦路过此地,欣然下马进店酌酒歇息。此间刘邦抬头向酒店门前一看,若大一棵槐树映入眼帘,只见槐树根粗枝壮叶茂,树冠如伞,向四方伸展,奇怪的是树冠正中长出一颗石榴树,挂满紫红色的硕果,使刘邦万分惊奇,遂问酒家:“此为何树?”酒家曰:“槐抱石榴树”,刘邦听后连发奇叹:“真乃奇树也!奇树也!”刘邦当即慷慨解囊送给酒家纹银数百两,令其将简陋的酒铺新修,以便下次路过饮酒观景,此后即将新修酒铺称作新铺,酒铺所在地的村落亦以新修酒铺而得名。   3、留马山。该村原属新民乡,并乡后归属七里镇全村有70多户,300多口人,系半丘陵地区,村民们习称为山。相传刘邦为汉王时,常来此逻马习武,走村串户,深受村民的爱戴,为怀念刘邦,于是人们便把村落称为逻马山。时间长了,便将“逻”字习写成现在的“留”字。   与刘邦相关的水利设施名称   山河堰。系古褒斜栈道南端褒谷口一项古代较大的引水工程,截引褒河水灌田。自汉初至中华民国三十一年的二千余年里,原褒城县和南郑县(今汉台区)汉江以北的大部分农田,全靠山河堰引水灌溉。据《重刻汉中府志》载:“山河堰传为汉相国萧何所策,曹参落成之。”人们为了纪念刘邦的谋臣萧何,把山河堰称之为萧何堰。   汉王山。古称汉王城,位于武乡镇西北8公里处,系秦岭余脉,东西走向,长约5.2公里,宽约1.2公里,面积约8.2平方公里,主峰海拔1556米,呈锯齿状山脊。汉王山山顶平坦,筑有一土寨,相传为汉刘邦所筑,故称汉王城。据《褒城县志》戴:“汉王城在县治(原褒城县)东北二十里(1958年褒城县撤销,汉王山归属今汉台区),相传汉高祖因山筑城,樵者时得矢锨”。   与汉刘邦相关的事业单位名称   这里涉及到的是铺镇中学的来历。该校的前身名为私立邯邺中学,创建于1942年,因刘邦的相国萧何为郭侯,曹参为邺侯,故此得名。该校原址在新民寺,因当地有一邯邺祠(解放后拆除),用该祠的会产建的此校。1950年改称南郑县初级中学;1953年设高中班,改称南郑县第一中学;1959年改称汉中市第五中学;后因校址迁驻铺镇,于1961年改称今名。( 来源:汉台区政府网站 ) ...
汉三杰与汉中
 
  在汉中拜将坛亭子的柱子上刻有民国时冯玉祥将军的一副对联:“盖世勋名三杰并,登坛威望一军惊。”联中所谓“三杰”,就是为刘邦打下天下、建立汉朝的三个功勋最大的人物:萧何、张良、韩信。据《史记》记载:汉朝建立后,刘邦总结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萧何与汉中有关的重要史实有三:其一,他第一个认识汉中,并把刘邦劝来汉中。当刘邦攻取秦都咸阳后,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并从这些“图书律令”中认识了汉中。后来,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刘邦想同项羽拼命,被萧何劝阻:汉中,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愿大王王汉中,抚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其二,萧何向刘邦极力推荐韩信作大将军,更为刘邦事业的成功立下了最大的功劳。其三,刘邦由汉中北出三秦,进军关中后,留萧何收取汉中巴蜀粮,供给前方。次年三月,萧何到了关中。此期间,萧何在汉中兴水利,发展生产,保障前方供给,发挥了很大作用。   张良与汉中有关的事有二:其一,为刘邦谋得汉中郡。据《史记》记载:项羽其始只把巴蜀封给刘邦,并未把汉中郡封给刘邦。刘邦为了感谢张良鸿门宴相救,赐给张良金百镒(一镒二十两)、珠二斗。张良献给了项伯,并通过项伯,向项羽请求增封汉中郡。项羽答应,于是刘邦才来到了汉中。其二,刘邦来汉中时,张良送至褒中。返回时,又建议刘邦“烧绝所过栈道”,麻痹项羽,松懈项羽及其三秦王对刘邦的警惕,为以后北出三秦作准备。   韩信从项羽处逃亡后,来汉中投靠汉王刘邦,初任连敖(军中接待人员)。期间,犯法当斩,同案13人皆已斩,夏侯婴执行,当最后一个要斩韩信时,韩信喊道:汉王不是要夺取天下吗?为什么还要杀壮士?夏侯婴报告给了刘邦。刘邦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管理粮食的官),仍未重用。韩信经常同萧何交谈,想通过萧何引起刘邦的重视、重用。在未见重用时,便又逃亡了,演出了一场“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千古绝唱。其后,又说服刘邦接受了他的建议,“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24岁的韩信为大将军,“一军皆惊。”拜将之后,韩信向刘邦提出了著名的《汉中对》(又称《登坛对》),提出了“任天下武勇,以天下城池封功臣,以义兵从思归之士”的组织路线,“举而东,定三秦”的首要之务,与项羽“争锋天下”终极目标。   刘邦和汉三杰以及众多的英雄豪杰在汉中大地上运筹帷幄,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旗帜上,大书着一个“汉”字,直至2200年后的今天,这个“汉”字,仍然飘扬在中华大地上,这是汉中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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