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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汉南书院
 
地处汉台区中学巷西段的汉中中学,其前身为“汉南书院”。它历史悠久,距今已276年;规模宏大,曾有七院100多间房舍;声名远扬,培养出许多栋梁之才。截止民国末年,一直为汉中乃至陕南的最高学府。   汉南书院在乾隆时期已成为汉中最大的学府,因治学严谨,仅科举荣获进士者即有14人之多,陕南及川北学子纷纷前来求学深造。   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严如煜由定远厅(今镇巴县)侯擢升汉中知府,考虑到院基过于湫溢,他派专人经营院务,还改建大门、二门,增修斋房十余间,仓房二间,建成文昌阁、奎星阁三重斋房,奠定了汉南书院的基本格局。此时官拨、绅捐银共1500两,还规定南郑、城固、褒城等县每年以800、500、200的比例提供书院经费,存铺生息,作为办学基金。此时书院经费充足,步入发展壮大期。   清道光年间,汉中知府杨名扬,牵头主持整修汉南书院,翻修增加了一些房舍,剩余银两充为办学基金。同治二年(公元1863),书院突遭火患,斋舍焚毁殆尽,学田簿籍又遭烧失。同治四年(公元1865),时任江西巡抚的西乡县人李文敏,闻知书院困境,捐银2000两,各界人士又踊跃乐捐,书院得以恢复。   光绪初年,褒城王屏山因目疾辞官归里,他热心公益,亲任书院长,将家产变价银3200两弥补学院空亏。期间,还建成斋舍四十余间,可接收生童240余名,现在所见汉南书院遗存建筑,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1912年秋,汉南中学堂在校长刘宗向主持下艰难复学,1915年更名为“陕西省联合县立汉中中学校”,简称“汉中联中”。1931年,时任校长周彬如及教师段维特等进步人士,用暗喻拥护中国共产党之意,易名为陕西汉中共立学校,简称“共中”。1935年,汉中专员张笃伦,觉察出“共中”有“共党因素”,勒令学校改名为“汉中联立中学校”,简称“汉中联中”,直至1949年12月汉中解放。1955年,“汉中联中”改名为“汉中市第一中学”,1981年,再次改名为“汉中中学”,并成为全省二十所重点中学之一。   汉南书院是清代以来汉中最著名的学府,也是知名的人才摇篮。从书院历史看,每一时期均不乏大量栋梁之才,如嘉庆时期洋县岳震川、李友竹,城固韩履宠,南郑陈道坦,咸丰同治时期西乡李文敏,城固王烈,宁强陈才芳等等,不一而足。   汉南书院堪称汉中乡土文献的聚集地,如清嘉庆年严如煜原辑、城固高万鹏补注的(山南诗选》,这是山南(今汉中、安康)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诗选;清同治年罗秀书等人的《褒谷古迹辑略》,还是研究石门石刻的要籍之一。   如今,在汉中中学的校园里,还残存着汉南书院的大门、二门、礼堂、教员院、莲池遗址,以及众多的石刻遗存标本。步入其中,历史沧桑感油然而生。也让我们记住:这里曾是汉中圣贤读书、科举求名的理想场所。( 来源:汉中日报 ) ...
汉中解放综述
 
  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4纵12旅和西北民主联军38军17师奉中原军区命令,共同组建陕南军区,并经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组建陕南区党委和陕南区行政主任公署,准备解放全陕南。   1949年下半年,陕南军区北向有力地配合了1野解放西安和关中的斗争,南向巧妙地掩护了2野秘密迂回川黔,完成了对国民党残余部队的大包围。19军日夜兼程,首先解放了安康,紧接着沿汉水西进,与宝鸡南下的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密切配合,挺进汉中。盘踞汉中的胡宗南怕成为“瓮中之鳖”,迅速将其秦岭防线部队撤退至成都地区,胡本人亦于11月28日离开汉中,逃往成都。我军即子12月6曰解放了陕南首府汉中市,并相继解放了当时汉中地区所属的西乡、洋县、城固、南郑、凤县,留坝、褒城、略阳、勉县、宁强、佛坪和镇巴诸县。汉中的解放,为我军在成都平原聚歼国民党军队主力胡宗南集团创造了条件,使国民党反动集团企图保存西南半壁的梦想彻底破灭。        一   胡宗南盘踞汉中负隅顽抗   1949年春天,北国大地万物更新,春意盎然,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捷报频传:1月1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月15日我军解放天津,  2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在西北战场上,西北野战军发动的春季攻势,将胡宗南军队扫出了渭北大地。胡宗南集团惊恐万状,一面收缩兵力,准备固守西安;一面盘算着把防守重点放在陕,甘南部至宝鸡一带,以作依托。如放弃西安,退有后路,等待时机,可进可退。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从溪口密函胡宗南,指出“陕省重要”,要求“比以前更应积极准备,作死中求生之奋斗。今后主力应置于汉中附近……,只要吾人能自力自助,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则最后胜利未有不属于我也”。胡宗南言听计从,从1949年春节起,一面准备固守西安,一面将他的西安绥署眷属、物资,机关、学校,企业等有计划地向汉中,广元一线转移。为此,勒令陕西省政府在接到绥署疏散命令后,即派省政府委员张丹屏率领部分人员到汉中,负责组织省政府驻汉中办事处,派田粮处处长史直率领田粮督导人员到陕南各县积极筹办军粮,派省公路局局长孙福佑率领公路局人员和几十辆汽车到汉中,待各机关主要档案由火车运到宝鸡后,由公路局汽车转运汉中。陕西省高等法院院长郗朝俊率领所属人员携带主要档案先疏散到汉中。陕西省银行把资金全部转移到汉中。西安市警察局局长肖照文在临逃前,把西安市消防队的新式救火汽车全数开到汉中。对西安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进行强迫疏散。指定杨尔瑛会同省教育厅厅长高文源,煽动诱骗西安大中学生迁移汉中上学,并裹胁地方人士一起逃窜汉中。正当胡宗南一方面下令疏散汉中,一面煞费苦心准备死守西安的时候,他的空军侦察报告说,解放军华北兵团已西渡黄河进入陕西。胡宗南接到这一情报后大惊失色,慌忙将他的主力撤到宝鸡一线布防,阻击我军,并待机反扑关中。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太原,随之1野击溃胡军泾河南岸阵地,胡宗南惧怕我1野和华北兵团将他消灭,未经代总统李宗仁同意,即于5月18日仓惶撤离西安,实现蒋介石在溪口作出的把胡军主力置于汉中附近的战略部署。以坚守秦岭,屏障陕南、川北以至成都平原,称之为什么国民党在西北战场上的“重大战略决策”。胡宗南坐镇汉中,令绥署副主任兼第5兵团司令裴昌会在宝鸡指挥,执行所谓持久抵抗的任务。胡军把秦岭防线的这一部署,称之为中国的“马其诺”防线。与此同时,胡宗南为保障其秦岭一线部队在关中地区的侧后安全,东拒我陕南军区人民解放军向西挺进,保住入川退路,在汉中、安康至白河、竹溪间,以4个军的兵力设立了三道防线。国民党西北行营,西安绥靖公署、陕西省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国防部二厅、高参室,参二科,军警联合督察处以及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西安市有关人员云集汉中地区,加上陕南师管区,各处保安团队等地方武装,一时间汉中军警林立,特务成群。自5月18日胡宗南和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西安市市长王友直飞抵汉中后,为了加强统治,遂将汉中,安康两个专区划分为4个专区。汉中分为两个专区:一驻汉中,专员潘某;一驻城固,专员刘恩印。安康两个专区,一驻安康,一驻石泉。这样庞大的军政统治机器压在汉中大地上,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到处抓兵拉夫,肆意搜刮,横征暴敛,金元券贬值,物价飞涨;铺行倒闭,商品匮乏。适逢这一年夏秋暴雨连绵,汉中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水灾,汉江两岸秋禾荡尽,庐舍一空,人民流离失所。   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胡宗南一到汉中就到处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从逮捕陕西教育界知名人士傅鹤峰开始,相继在汉中,勉县等地逮捕了中共党员、进步人士近百人,后来大都杀害。胡宗南对自己内部高级官员也不放心,裴昌会,董钊和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觉天等,都是他监视提防的对象。   另一方面.他为了缓和农民的反抗,稳定汉中这个战略基地,令陕西地政局局长徐玉柱,举办地政人员训练班,训练地政局职员和各县主管地政人员,企图进行所谓“土地改革”,与共产党展开争夺农民群众的斗争。   在军队方面,为了强化部队战斗力,从培训干部入手办了所谓“干训团”,轮流抽调连、营以上干部到干训团施以政治思想训练。从军长到连长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企图使他们上下一心,树立同生共死的战斗意志。为了笼络军心,振奋士气,严肃军风纪,迅速恢复提高部队战斗力,在胡宗南嫡系部队中竟煞有介事地掀起了所谓“经济公开,人事公开,军事公开,意见公开”的“四公运动”。又搞什么组织战地民众,集训在校中学生,充实政治工作队伍,大搞反动思想政治灌输……。但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决定了胡宗南种种软硬兼施的统治手段,不过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挽救不了国民党在大陆最后失败的命运。   二  建立陕南根据地,西进汉中解放全陕南   1947年8月,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12旅和西北民主联军38军17师随陈谢大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分别从卢氏和潼关进入豫鄂陕地区,开辟了陕南根据地。这支部队在远离主力、没有后方的条件下,服从大局,独立作战,参加战役战斗120余次,歼敌69 000余人,解放县城43座,由不足1万人扩大到2万多人,并牵制了敌人10多万精锐部队,有力支援和配合了陕北、中原和西南战场,最后配合18兵团挺进汉中,解放了全陕南。   陕南地处川、陕、鄂、豫之交,秦岭、巴山之间,在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上,从1928年渭华暴动起,中经1932年红29军在巴山马儿岩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由陕入川建立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红3军北上,红26军南下,红25军西征和红74师建立根据地,红15军团南征,到1946年中原部队突围止,人民军队曾“八进”陕南,建立过各级民主政权。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后,陕南这一位于西北、中原两大战场侧背的地方,在军事上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47年7月,毛泽东、周思来、任弼时等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就指示参加会议的陈赓同志师出豫西,配合中原刘邓和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制定了“陈赓纵队渡河以后,以一部出陕南,开辟陕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以后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在给刘邓、陈谢的9次电报中,多次指示迅速向陕南展开,反复强调了建立陕南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并要求部队以“破釜沉舟”的精神,决心不要后方,在敌人腹地展开斗争,  以调动、牵制敌人,协助陕北和中原我军作战。   7月19日毛主席在给刘邓的电报中指出:“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大军经略中原,决定将陈赓、谢富治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关、洛阳、郑州段”, “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   8月30日毛主席电示陈谢, “……以一路出陕东南,一路出伏牛山,在豫西、陕南建立根据地”。   9月2日和4日,毛主席两次电示陈谢:“应将占领城市和乡村,消灭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看得同等重要。要有在豫西、陕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并指出“要准备经过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10月20日,12旅在卢氏休整期间,毛主席又电示陈谢,要求“12旅及17师于下月初向陕南各县展开,建立根据地”。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部署,我12旅和17师克服种种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进军豫鄂陕边区。1948年6月,奉中原军区和中原局的命令,在郧阳组建了陕南军区、陕南区党委和陕南区行政主任公署。原12旅旅长刘金轩任陕南军区司令员,原38军政委汪锋任军区政治委员,原38军副军长陈先瑞任军区副司令员,李耀任军区副政委。陕南区党委书记汪锋,陕南行署主任时逸之。1949年春天,中央派张邦英来陕南根据地工作,即由张邦英任陕南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进一步加强了对陕南各项工作的领导。陕南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党政建设都有了新的发展。经过军民艰苦战斗创建的陕南根据地,在战略上有效地切断了敌中原战场与西北战场的联系,不但与西北野战军遥相呼应,直接威胁胡宗南的老巢西安,还震动了整个汉水流域。我陕南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可西向汉中,东下武汉,北出西安,南进四川,把敌人后方变为我军前进基地。不长时间陕南根据地就吸引了敌人近20个旅的兵力,有效地配合了彭习彻底粉碎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协助了刘邓经略中原。陕南根据地主力部队在扩大解放区的斗争中,把战火引向大巴山脉,川军惊呼“大巴山是陕南入川捷径”,急忙赶修“大巴山防线”。邓小平当时指出陕南根据地十分重要,他说:“陕南虽然艰苦,但它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我们开辟陕南根据地,现在为的是直接配合我军西北和中原两大战场作战,将来要成为我军入川的通道和后方基地。你们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也是十分光荣的”。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5月1日,奉中原军区命令,陕南军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刘金轩任军长,张邦英兼任第一政委,汪锋兼任政委,陈先瑞任副军长,李耀任副政委。下辖55、57两师。原12旅34、35团和原17师5l团,依次改编为55师163、164、165团,符先辉任师长,张明任政委,原17师改编为57师,原12旅36团、17师50团和郧白独立团,依次改编为57师169、170、17l团,原17师师长张复振任师长,张文彬任政委。19军刚成立几天,又接中央军委和2野指示,19军归1野指挥。不久,中共中央电令,陕南区党委和陕南军区划归西北局和西北军区领导。从此,陕南军民进入了配合解放大西北和向大西南进军,“打到汉中去,解放全陕南”的新阶段。   太原解放后,中央决定华北人民解放军第18、19兵团渡河入陕,编入第1野战军,参加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的战斗。5月20日解放西安,敌人不甘心失败,青海,宁夏的马家军协同胡军,组织了11个师的“援陕兵团”进行反扑,企图夺回西安。胡马军队在咸阳城下遭到迎头痛击。7月,胡宗南又把他的4个军布置在渭河南北的扶眉地区,与马家军遥相呼应,妄图夹击聚歼1野主力。彭总识破了敌人阴谋,决定先打胡,后打马击破敌兵布阵,消灭胡马军队,进军大西北,回师入西南。遂即进行了扶眉战役以及秦岭战役等行动。在6月1日西安《群众日报》的社论中,发出了“追击敌人,打到汉中去!打到兰州去!打到新疆去!解放全西北,人民英雄万岁!”的号召。为策应配合1野上述战役行动,19军于5月8曰接到中央军委电令:“第1野战军6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天水地区之战役,望陕南刘金轩部沿汉水向汉中方向行动,最好能直取汉中,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11日又接到刘邓电示:“以中央5月8日电报积极准备,直接受彭德怀指挥,并将执行情况报告我们,并直告西北局”。19军为实现中央军委战略意图,不顾长期连续作战的极度疲劳,从5月23日开始,沿汉水向西推进。胡宗南以4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以安康为基点设置了四道防线,企图阻止我军向汉中进军,保证关中地区胡军的侧后安全。争夺安康外围阵地的牛蹄岭战斗,是陕南军民解放战争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牛蹄岭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敌我双方激战数十小时,毙伤敌2000余人,我军1200人光荣献身,最后终于占领阵地,一直攻入安康新城。其间两个月时间,我军进行了30多次战斗,共毙俘敌144师师长符树蓬以下12000余人,虽未达到直取汉中的目标,却把胡宗南的27军、98军、67军、第3军和直属的自动火炮团,以及前来增援的四川110军、王凌云纵队等约10万之众牵制在安康以东,完成了策应和支援1野解放全部关中和陇东地区。   西北战局的形势,迫使早把注意力转向西南的蒋介石,认为陕南是解放军入川的捷径,又接受了1932年12月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由陕西入川的教训,判断解放军由此入川的可能性最大,故决定背靠云贵,以川陕边为重点,构成所谓“西南防线”,拒我军于大巴山之外,企图与我持久作战。早在1948年12月,彭德怀根据得到的蒋介石欲放弃西安的有关情报后,即报告毛主席以目前情况看,蒋介石之军事方针似依托巴山,扼守长江,图保江南及西南各省。这时中央军委则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断其后路,关门打狗的方针。由2野主力实施迂回湘、黔,直出贵州,由东,南入川,切断胡宗南和川康敌军退往云南的道路,聚歼敌军于成都平原。为了掩护2野秘密向川黔方向集结,陕南人民解放军加紧向汉中攻击,使蒋介石觉得把防御重点放在川北更有了充分依据,进一步坚定了他背靠云贵,坚守“西南防线”的决心。但是为了使2野主力秘密完成迂回川黔集结的战略行动,不致过早把胡宗南集团压向成都,抑留胡军于汉中一线,19军西进停止,与盘踞在汉中的军东西对峙,18兵团则停止于秦岭黄牛铺一线与胡军南北对峙,  7军在陇南秦岭左侧一线亦与胡军对峙,监视和钳制胡军之行动,我三支大军目标均指向四川。   11月,2野部队完成了集结,在北起巴东,南至天柱的千里地段上,突然向川黔发起全面进攻,由秀山,酉阳一线迅猛入川,逼近重庆,蒋介石才明白弄错了方向,胡宗南一直策划的逃窜滇缅的计划已经来不及实施,即慌忙调整部署开始南逃。于是,在秦岭一线的18兵团兵分三路追击胡军。61军之一部由马营镇出发,沿留坝江口、马道向汉中进发,主力部队由周至出发,沿佛坪,华阳向汉中挺进。咸阳军区部队亦于12月8日进占佛坪。60军为中路,沿川陕公路向汉中追击胡军。180师为中路前卫。为了查明敌情,11月26日,180师539团对扼守草坪梁之敌发起试探性进攻。突破敌阵地后,沿川陕公路猛进,第一天急行军130里,一举解放凤县、双石铺、留凤关,歼敌50师164团及凤县保安团。12月2日,180师奉命继续前进,仍以539团为前卫,配属工兵连,一面排除地雷、修复道路,一面尾敌前进。当日进至留坝城,留坝获得解放。逃敌将川陕公路许多险要路段和桥梁进行破坏,539团便离开公路,攀登多年失修的古褒斜栈道,越过鸡头关,直插汉中。12月6日进占褒城、勉县,当晚即解放了汉中市。秦岭左侧陇南一线的7军也迅猛追击胡军,7军19师于7日占领略阳后,向广元继续尾敌前进。   与此同时,陕南军区19军于11月22日,向55师、57师授旗,军长刘金轩,政委汪锋在授旗大会上号召全军“打到汉中去,解放全陕南”,并随时准备配合入川部队作战,19军各部队开始了第二次西进。55师11月26日由平利出发,沿汉江南岸巴山北麓向镇巴进军,28日攻占岚皋,30日攻占紫阳,12月17日解放镇巴。部队全部进入西乡地区后,执行了剿灭蒋胡残部解放陕南的最后一场战役。57师11月25日由蜀河口出发,沿汉江北岸攻击前进,170团为57师先头部队,169团随师部跟进,171团为后卫部队。26日解放旬阳,27日解放安康,连克汉阴,石泉,迅速渡过汉江,12月4日解放了洋县,5日解放了西乡,7日解放了城固,12月8日与18兵团会师于陕南重镇汉中市。尔后配合主力入川,12月11日解放宁强,直达广元、剑阁等县城。从最东的白河至最西的宁强,行军800里,沿途歼敌7000余人。此后19军奉命转入剿匪斗争,57师执行保障川陕公路安全与汉中地区社会治安的任务。   三、开展地下斗争,迎接汉中解放   1949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城工部,中共关中地委(即陕西省委)、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区工委”),在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对国统区地下工作的领导。赵伯平,张中、陈元方等同志分析陕西形势,认为关中解放在即,敌人还会盘踞在汉中顽抗,汉中地下党、团组织急需加强。为此,派遣汉中地区的各路各股地下工作者,党团员以及民主人士,要求他们忠诚地执行党组织的派遣纪律,为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首先,加强发展党、团员和地下组织的工作,扩大革命力量。至1949年秋,原中共城固西北区委吕渊,李文芳等人扩建了8个支部,有地下党员85名,李永康在洋县以东地区开展活动,发展党员8名,建立了城关、青阳庵、槐树关3个支部,还吸收了22名进步青年加入了青年团,在黄安一带的许明月,也在农民群众中建立了秘密组织,伍力、赵冠群、魏洪涛等在洋县,城固、汉中3县发展了数十人的地下组织,罗煜等人在汉中、勉县等地联系了张国宪,陈廷杰、陈雨皋等原国民党38军中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数十人,打入敌人内部,掌握了不少地方武装,做准备起义的工作,张天鲁在城固唐广小学建立了连络点,领导刘耀华、李兴华,在城固,汉中、宁强等地发展了几条线,在汉中北街口建立了交通连络站,他们的地下组织中有党员2人,候补党员22人,青年团员近百人。汉中地下党组织遍布东起洋县、西至宁强的许多地方,壮大了组织力量,为开展工作准备了条件,也为解放后地方政权建设预备了干部。   其次,加强情报工作。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搜集敌党、政,军,警、特情报资料,为解放军作战和解放后接管工作及肃清敌特潜伏力量提供了材料。尤其是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地方武装、隐蔽埋伏于敌特机要部门的一批同志,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他们掌握了国民党陕南绥靖公署特务训练班50多名特务的训练情况和潜伏计划,以及军统在汉中的特务任宏猷等十多人的潜伏计划。掌握了准备潜伏的军统,中统40多名特务名单,保安第三旅200多人员各单,绥署机关100多头头名单和汉中的军统,中统及杂牌特务200多人的名单和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司令部等机关的编制、武装配备情祝的资料。争取了受命潜伏的敌军统陕西站汉中台负责人郑永昌的投诚起义。调查掌握了军统大特务、潜伏组组长周让的罪行。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掌握了胡宗南在汉中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情况以及秘密勘绘的3条入川路线图,及时提供部队。西北局统战部,城工部、汉中地委于1949年3月至10月,对汉中地区及8个县先后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对政治,经济、兵要、交通;文化以及风俗民情等都有较全面的记载,形成9份调查报告,8万余字。这些调查报告不仅对当时部队进军和接管汉中发挥了作用,留至今天也是研究40年前汉中社会面貌的宝贵史料。   第三,建立人民武装,配合解放军挺进汉中,保护重要建筑、公共财产,维护社会治安。汉中各路地下党都积极开展建立人民武装的工作,.配合解放军行动。在洋县一带活动的原陕南工委书记伍力和赵冠群,魏洪涛等,利用胡宗南扩充部队,委派陕南师管区建立、“陕南暂编纵队”的机会,做通了负责建立“暂编纵队第7团”的师管区高儒安的工作,将千余人枪的“国民党陕南暂编纵队第7团”掌握在地下党手中。人民解放军到达汉中前夕,洋县汉江以北的地方,基本上已经控制在地下党手中,他们保护了交通和城乡重要国家财产,维护了社会秩序。12月3日笫7团公开宣布起义,成立了“洋县人民自卫军。洋县县长齐子瀚闻讯星夜逃跑。   与此同时,城固地下党的同志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收集了原中共陕南特委第3游击大队埋藏的枪支,成立了先后以张天鲁、封云,黄河昆、李文芳为政委、总队长的“汉江总队”约有300人枪。总队成立后于11月30日攻打了城固县周公乡乡公所及蒋永庆反动武装,打响了地下党迎接汉中解放的第一枪。尔后,他们在肃清匪特、收缴反动残余武装枪支、保护国家粮库、保障交通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第四,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分化瓦解敌人,促使敌人投诚起义。地下党派了一批党团员做统战工作,他们打入敌人县、镇、乡保安部队,或掌握武装,或进行策反,促使敌人起义投诚。一些因种种历史原因曾脱离了组织的地下党员,这时也自觉地积极工作。宁强原地下党员,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刘甲三,以宁西青木川辅仁中学校长的身分为掩护,连络搞过兵运工作的黎民觉和地下团员,通过多次秘密活动,与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武装、号称陕甘川三省团总的宁强坐山虎魏辅唐取得了联系,经谈判终于使魏辅唐接受了“不为国民党任何方面收买利用,对解放军停止反抗行为,大军来到之前做好保境安民工作,争取立功受奖”等五项条件。与此同时,又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了阳平关地方武装成连音部和中坝地方武装王文轩部的起义投诚工作。11月下旬,起义的成连音部在松树垭设伏,截击了向四川逃跑的反共救国军司令,略阳县县长常立亭,歼灭了该部,俘虏了县长常立亭以下十余人,缴获电台1部、电话机2部、机枪3挺、步枪50余支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等。入川的解放军部队决定给成部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宁西支队”的临时番号,在阳平关一带维持治安,保护交通。   在我解放大军进入汉中后,地下党派去打入逃窜南郑黄官一带的国民党保安第4旅任该部参谋的田敬文,策反旅长谭华初  成功,谭旅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起义,并于12月19日谭华初率该  部包围了国民党褒城县保安大队,缴获了全部枪支弹药装备,扣押了县长陈远雄。后接受了解放军57师的整编。至此,陕南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   刘宗宽将军则是一位为粉碎敌人“西南防线”建立殊勋的我党的朋友,是一位身居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要职,为人民解放事业“虎穴立功”的地下战士。他早年曾在杨虎城、孙蔚如部任职,后为第三党人(农工民主党党员)。抗战胜利和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周恩来、叶剑英已有交往。他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反对内战,希望到延安去。当时,农工民主党驻渝代表郭则沉向他转告,中国共产党驻重庆  办事处吴玉章希望他留在重庆,打进敌人内部,为革命做些事  情。刘宗宽欣然接受了组织决定。从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  到1949年11月29日完成重大任务,他穿着国民党将军制服,身居虎穴,度过了艰难的1230个日日夜夜,从敌人上层内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他在蒋介石,张群、胡宗南、钱大钧眼皮底下,亲手制定了一个既符合蒋介石欲保持西南的想法,又促使国民党最后50万军队全部在西南覆没的方案。此时,刘伯承从2野派了房显志到重庆接应刘宗宽的工作,并派了专门交通员,以便及时传递机密。为了能让解放大军由他精心设计留下的川东秀山、酉阳一线进军的通道,顺利地突破敌西南防线,他利用7月间陕南人民解放军向汉中进攻的机会,给敌人制造川北紧张的迷惑宣传,以调动敌人,创造解放军突进防线的有利条件。为此,刘宗宽奔走于重庆汉中之间,与胡宗南,张群、罗广文周旋,在8月25曰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召开判断解放军入川方向,部署防务的“御前会议”上,为了使会议通过他制定的方案,他精心写出了“情况判断”文件,绘制了“情况判断图”,并巧妙地促使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在“御前会议”上代他报告,以邓艾伐蜀的历史故事,判断了共军必取当年邓艾伐蜀的进军路线,沿川陕公路入川,使参加会议的蒋介石、蒋经国、张群,胡宗南、宋希濂等确认了这一判断,从而坚定了蒋介石把防御重点放在川北。罗广文等西南主力部队亦星夜开往川北,加强胡军防务。11月当解放军2野突然从川黔方向发起进攻,刘伯承部队由秀山一线进入四川向重庆猛扑,贺龙率18兵团在秦岭伺机南下,蒋介石如梦初醒……。刘伯承高度赞誉刘宗宽将军的工作是“解放西南第一功”。   还有一批民主勇士、地下党员,为了革命最后胜利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陕西教育界知名人士傅鹤峰是城固县人,为桑梓早获解放,在党需要的时候,欣然挺身而出,接受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嘱咐,冒着生命的危险,从西安到白色恐怖的汉中,利用他与董钊的师生关系,促使撤到汉中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弃暗投明,举行起义。他跟董钊长夜之谈后,即被绥署特务注意。胡宗南以要董钊向蒋介石述职为由,把董钊飞送广州。中秋前夜特务纵火烧街,即以查户口为名,在汉中知名人士熊文涛家逮捕了傅鹤峰。次日,敌人又出动大批军警,在汉中、勉县等地相继逮捕了罗煜、张国宪、马子实、陈廷杰、谢金堂、陈雨皋、石伯瑞、张夫五、李建伟、王景春、张自友、董达村等原38军的打入敌人内部掌握了武装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还有一位经西安市军管会主任贺龙亲自批准到汉中、四川做胡宗南部有关人物统战工作的原西安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少将主任刘士瀛,也在汉中被捕。他们在狱中受尽酷刑折磨,坚贞不屈。11月20日,胡宗南军队撤逃四川时将傅鹤峰、罗煜等70余人押往四川绵阳。12月2日敌人在绵阳杀害了罗煜,张国宪,马子实、陈廷杰、谢金堂等18人,又将傅鹤峰等人押往成都。12月22日晚,敌人将傅鹤峰等5人活埋于成都西门外金牛坝。   四、西进和南下两支干部队伍接管汉中   陕南人民解放军西进作战开始后,陕南区党委和陕南行署、就决定要把支前作为中心任务,各级党政机关干部深入农村,动员大批农村青年参军,陕南公学490名学员纷纷写申请,要求上前线随军参战。不少群众宁愿自己喝稀汤,也要把省下来的粮食和柴草,源源不断地供给部队。有的妇女把自己的衣服剪裁了做军鞋,送郎送子上前线,妇女下田上山干农活。成千上万群众组织起的支前大军。抬担架、抢救转运伤员,运送粮草弹药跟随部队翻山涉水长途行军,保证了部队作战的顺利进行。部队西进出发前在平利举行的授旗仪式上,两郧、安康党政领导当众表示,“部队打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持到哪里,做到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在西进作战中,陕南区人民先后给部队支援了400多万斤粮食,出动了近10万民工、民兵,随部队担任各种勤务。平利,白河等县支前民工2000余人长驱西进,直到汉中解放才返回家乡。   随着陕南战场的不断胜利,中共中央中原局,西北局对陕南区的发展十分关心和重视,为解放陕南的接管建政等工作,加紧输送干部。这时候,在干部队伍建设上变动较大。一方面,原来中央组建而暂留陕南工作的“四川干部工作队”要随2野人川,中央命令全队调离陕南赴孝感集合,一方面,太岳、太行,晋察冀,陕甘宁,华东、晋绥、中原等地区,先后有数百名干部调来陕南。陕南区党委为了给将要解放的地区储备干部,创造开辟新区工作的经验,成立了两个工作队,第一队为晋察冀的干部,队长陈涛,第二队为华东干部,队长曹继洲、牟铁铮,指导员李平、彭彬。两个干部队抓紧培训,学习新区政策和全国各地新区工作经验,培养各方面的急需人才。这里特别一提的是区党委创办的为解放陕南培养新干部的陕南公学,从1949年元月至1950年5月,共办了三期,培养了近3000名干部。   1949年8月初,中共中央鉴于西北解放在即,又将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申请支援大西北的2100多人,组成了“西北干部大队”,随专程前往北京迎接的中共西北局蒋锡白同志离开北京,辗转来到西安,受到了西北局和西安人民的热烈欢迎。其中有200多人分配到陕南工作,随即组成了“陕南干部大队”。这批干部到陕南区党委不久,便与区党委机关一起西进,参加了解放接管汉中的工作。   1949年6月,中共中央电令陕南区党委和陕南军区划归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区领导,要求陕南区党委和军区派负责同志到西北局汇报工作领受任务。陕南区党委和军区遂派祁果、陈先瑞两同志前往西安,受到了西北局、西北军区领导习仲勋、贺龙以及马文瑞等负责同志的热情接待。他们在听取汇报中,详细询问了陕南各方面的情况,对陕南根据地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很高的评价,对陕南地区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鉴于安康、汉中等地即将解放,需要大批干部接管城市,开辟新区工作,区党委干部力量不够分配等情况,西北局决定,解放汉中地区所需要的干部由西北局直接配备解决,减轻陝南区党委的压力和困难。汇报结束以后,陈先瑞留西北军区,协助贺龙司令员工作,参与研究了入川作战部署和西北局为接管汉中地区的党政军领导班子的配备工作。   早在初春,陕北、晋绥等老根据地的一大批干部,响应党的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各路南下干部大队于4月在韩城集中后,西北局决定组成“西北党校韩城分校”,校长秦力生(一直未到任),实际工作由副校长白成铭和冯凯两同志负责。学校的任务就是把各路干部大队集中起来,组织学习新解放城市工作政策等。6月初,韩城分校南下西安,住进西北局党校。不久,根据西北局决定,以晋绥老区干部为主,改编组成了“陕南工作大队”,对内称西北党校第一分校,这就为接管汉中地区准备了干部。根据习仲勋与陈先瑞、祁果商议所做的决定,除汉中市党政班子主要成员由陕南区党委直接配备外,其他地,县、区党政军干部,按原定计划由西北局组建配备,均隶属陕南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7月,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与白成铭等谈话,进一步确定了陕南工作大队南下接管汉中的有关事项。决定组建中共汉中地委,陕甘宁边区汉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汉中军分区(当时称南郑地委、南郑专署和南郑军分区)。汉中地委委员有白成铭,冯凯、毛凤翔,吴思宏、张涛、朱助周、郭达,裴仰斗,武文斌,地委书记白成铭,副书记冯凯,秘书长朱助周,组织部长冯凯(兼),宣传部长郭达。汉中专署专员毛凤翔,副专员吴思宏(毛凤翔不久担任了陕西省法院院长,一直没有到任)。军分区司令员张涛,政治委员白成铭(兼),副司令员王世耀,副政治委员武文斌,政治部主任阎化一,李子实。   西北局统战部高秦生向刚确定的汉中地委副书记冯凯,移交陕南各县地下党的有关材料和组织关系。当时白成铭认为高秦生对陕南情况比较熟,遂提出要高秦生随陕南工作大队南下,参加汉中接管工作(任地委组织部科长);马文瑞批准了这一请求,并指示西北局统战部孟海,把与国民党一起由西安退到四川的一些地下党员和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地下党组织关系交给高秦生,随军南下解放汉中,处理好地下党接头关系后,继续派人深入四川开展地下工作。并给了银元2000块,黄金30两作为活动经费。8月,汉中地委,专署、军分区和住在西北局党校的陕南工作大队,全部集中在宝鸡黄家崖。在此宣布了进入汉中各市县的党政领导班子,其主要成员是:汉中市委书记刘国声,市长王立仁,南郑县委书记张建德,县长刘齐,城固县委书记霍俊高,县长高鲁,洋县县委书记李云龙,县长薛朗夫,勉县县委书记李冰,县长吴政明,宁强县委书记薛怀文并兼任县长,略阳县委书记杨久良,县长王润民,西乡县委书记吴亮明并兼任县长,镇巴县委书记雒云,县长薛步华,佛坪县委书记李明,县长崔玉亭,留坝县委书记张志高,县长岳墙新,褒城县委书记韩亚民并兼任县长,凤县县委书记赵光尘,县长鲁嘉谟。同时,以县为单位配备部、科,区的党政领导班子,这样,地、县,区三级领导班子的框架就搭起来了。   11月,白成铭、高秦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一起南下,处理汉中地下党的联系问题。18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介绍他们与敌工科负责人取得联系,并配给他们电台1部,报务员两名,汽车1台和一个警卫班。至此,将白郧阳西进的陕南区党委和由宝鸡南下的汉中地委,从组织上.思想政策上等诸多方面,都做好了接管汉中的准备工作。   11月15日,陕南区党委发出“关于接管南郑、安康等城市的指示”,对成立专门接管机构,接管的方针,政策,部队进城纪律等问题均作了具体规定。跟随18兵团南下的陕南工作大队先头人员,在陈先瑞。赵希愚、白成铭率领下,于12月7日抵达汉中。续后前进的陕南工作大队各中队依次到达凤县、留坝、褒城、南郑、城固、洋县、佛坪、西乡、镇巴、勉县、宁强、略阳,先后进驻县城,基层区,乡工作也很快全面铺开。   陕南区党委在张邦英、祁果等同志率领下在安康地区部署工作后即进入汉中地区。西进和南下的两支干部队伍于12月底全部进驻汉中城。    。   1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汉中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陈先瑞、张涛、刘国声、李子实、王立仁、梁爱民、史文光、方枫、刘国彬为委员,陈先瑞任主任,张涛、刘国声任副主任。军管会为当时汉中市最高权力机关,统管全市军政事宜。    。   12月9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汉中市警备司令部。张涛任司令员,白成铭任政治委员。   12月12日,正式成立了由刘国声、王立仁,杨永昶、许海珍、徐化一、赵复新等6人组成的中共汉中市委员会,刘国声任市委书记。同日,  汉中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王立仁任市长,杨永昶任副市长。市委、市府直属陕南区党委、陕南行署领导。   陕南区党委、行署驻汉中市,汉中地委、专署驻城固县。汉中地委、专署迁到城固后,“以借粮,支前、接收为重心”开展工作。12月14日,汉中专署发出“紧急借粮命令”,筹借粮食16400石。至1950年元月,仅用月余时间就集中到600万斤,支援18兵团、19军及地方党政机关的急需。有力地支持了追歼胡宗南集团的最后战役和19军清剿残匪的战斗。   汉中人民为解放大西南,为保卫新政权、建设新汉中努力奋斗,做出了贡献。 ...
《汉中府志》流传趣史
 
      古方志重印是地域古籍传播的重要途径。在汉中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古方志重印当推清嘉庆年间汉中知府严如煜(?—1826)续修的《汉中知府》(33卷)一书的重印。民国13年(1924),《续修陕西通志》开局修纂,檄令各道县采集事迹,汉中各县士绅亦倡言修志,风动一时,急需《汉中府志》以资参考,时任汉中道尹阮贞豫察知嘉庆《汉中府志》木刻板已毁于战祸,在士绅康次衡家藏有《府志》善本,乃捐资七佰块银元,前任道尹王寿乾捐资六佰块银元,由邑绅王捷三督办校刊,历夏秋冬三季,于省城西安重行刻板印刷。1983年6月,因《汉中府志》历经60年时代变迁,已缺稀难觅,致使关心和研究汉中地域历史的人士很难有机会查阅此书。中共汉中地委宣传部为使这一精品佳志不致淹没,从汉中中学(原汉南书院)搜求到一部完整的民国重刻本,在汉中地区科技情报所复印、装订200套,每套12册。仿民国重刻本手工线装,外套兰色布面函封,显得古色古香,基本上恢复了民国重刻本的原貌。由于复印和手工装订成本较高,区区200套书流传范围无疑是有限的,绝大部分藏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每套书成本价300元,以当时的工资水平,少有人问津,故流向民间渠道的书甚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印本的《汉中府志》似乎“消失”了,但也有一些有心人从民间“淘”得此书。著名藏书家卢慧杰先生曾从一废品收购站以论斤称重的方式,花十多元钱购得一套,这件“捡漏”的事在《卢慧杰古建筑三十年随笔》(华夏出版社出版)亦有记载。另一位叫张选军的藏书爱好者花500元钱从朝阳路一旧书摊上购得一套。这些都堪称是《汉中府志》流传中的幸事。   鉴于《汉中府志》系文言文体、繁体字竖排,一般读者翻阅,仍难以读懂,我省地方志专家、原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鹏先生近来致力于旧志整理,对《汉中府志》进行了勘误、校注。一部150万字的《〈汉中府志〉校勘》,经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向国家新闻出版社总署审报,列入2010年度全国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予以出版资助,该书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校对,将于今年年底面世。届时,这部“久违”的古方志将以新的文本流传开来。 ...
高铁时代汉中人的情怀
 
       编者按 :随着西汉高速、十天高速、宝巴高速和军民合用柳林机场的相继开通,汉中正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而西汉蓉高铁的即将开通,又将使汉中和外界形成更加纵深的融合。当高铁时代到来的时候,汉中人的心灵世界会有怎样的波澜?记者专访历史文化名人、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梁中效,为您解码。        纵览二千余年汉中文化的壮美历程,不难发现流淌在汉中人血脉中的两种情怀,即栈道精神与盆地意识。而汉中人的这种情怀与交通的畅达或封闭有直接关系,当高铁时代到来的时候,汉中人的心灵世界会有怎样的波澜呢?             百折不挠,栈道精神       千里栈道与千里汉江在汉中盆地交汇,形成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的汉中文化大十字。汉中盆地界于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之间,三大盆地通过千里栈道连接起来,共同缔造了世界文明史上光华灿烂、影响深远的“天府之国”。正如已故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所言:“汉水上游是古代盛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汉中城附近,从这里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面的四川地区。因此,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我们将称之为中东部经济区﹚和长述几个地区之间的著名通道。”       古代以汉中为中继站连接长安与成都的山间通道以栈道为主,即所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因此汉中是闻名于世的“栈道之乡”。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说:“栈道虽称在川,今实在陕。盖汉中旧隶蜀故。”“今之栈道非昔也,联舆并马,足当通衢。”秦巴栈道是以汉中为核心的开放性交通道路体系,秦岭山地上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和巴山中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及汉水东西通道,如同飘荡在秦巴山地中的八条彩绸系在汉中盆地这块碧绿的宝石之上。 秦蜀千里栈道是中华西部文明的轴心地带,是可以与大运河、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工程。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开拓进取,建功立业,冲出秦巴,走向全国的栈道精神,是自先秦以来逐渐形成的汉中文脉的主流与文化的脊梁,是儒家思想积极入世、刚健有为的外在体现和气质内化,是汉中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刘邦与“汉初三杰”,重用人才,励兵秣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就是栈道精神的体现;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凿空万里,开拓丝路,也是栈道精神的张扬;李固的“清白之节,忠贞之操”,正道直行,“北斗喉舌”,也是栈道精神的诠释;诸葛亮的六出祁山,秦岭悲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对栈道精神的升华!唐宋以降,汉中志士仁人,为了社稷江山,为了民族崛起,为了共和国的建立,甘愿浴血奋斗,前赴后继,更是对栈道精神的发扬光大!             宁静致远,盆地意识        汉中盆地自先秦以来就以鱼米之乡的形象名闻天下;汉初修造了“山河堰”之后,汉中盆地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唐宋之后汉中盆地更为发达,北宋的兴元府成为全国四大商州中心之一。宋代吴泳《汉中行》:“汉中在昔称梁州,地腴壤活人烟稠。稻畦连陂翠相属,花树绕屋香不收。年年二月春风尾,户户浇花压醪子。长裙阔袖低盖头,首饰金翘竞奢侈。”宋朝黄裳《汉中行》:“汉中沃野如关中,四五百里烟蒙蒙。黄云连天夏麦熟,水稻漠漠吹秋风。七月八月摆稏红,一家往往收千钟。”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优越自然环境,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发达农业基础,使汉中人自先秦以来就有着一种享受生活、淡泊宁静的道家情调,中华道教的主源——“五斗米道”,产生发展于汉中决非历史的偶然。            儒道互补,汉中精神      汉唐间的汉中文脉,是栈道精神胜于盆地意识;宋代以后的汉中文化,是盆地意识浓于栈道精神。汉唐之间尽管汉中的道家、道教文化并不亚于儒家、儒学文化,但建功立业、开拓进取是文化的主流。汉初的张良、萧何、曹参就有道家的倾向,西汉第一任汉中太守田叔,学“黄老术于乐钜公”,西汉末年谷口郑子真“玄静守道,履至德之行”,城固杨王孙“治黄老,家累千金,厚自奉养”,唐公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东汉樊志张“隐身不仕”,卫衡“三征不应”,张鲁五斗米道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有过者“加施静室”等等,这一切都反映了浓郁的道家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诸葛亮在汉中八年,儒道互补治世,写就了千名篇《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从此之后,在东亚文化圈中,许多人将“宁静致远”作为人生的座右铭。韩国总统朴槿惠就以“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为人生的格言。南北朝时期范柏年的“文川、武乡与廉泉、让﹙逊﹚水”之对,展示了汉中人“宁静致远”的智慧,这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大智慧。但自南北朝开始,每当社会动荡和灾荒漫延时期,汉中以其世外桃源的形象吸引着南北各地的移民,同时随着五斗米道的影响,汉中人日趋“宁静”,而远离了“致远”,建功立业的追求被过小日子的享受所取代。“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遗风焉。”发展到宋明时期,汉中“读书无效,便不从学”的社会心理滋生,出现“寥然一方,遂绝文采”的文化沙漠化现象,安土重迁,小富即安,追求物质享受,缺乏功业志向的盆地意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高铁时代,汉中情怀       蜀道大开通,汉中大发展。随着汉中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飞机场的相继建成,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局面将成为历史。特别是西汉蓉高铁和汉巴渝高铁全都开通之后,汉中将融入被高铁织就的网状经济大通道之中,成为大西北、大西南与华中大地之间的交通枢纽,成为西安、成都、重庆三大都市群为支点的“西三角经济区”的几何中心,成为三大都市之间的休闲中心与养生胜地,成为陇海经济带上兰州、西安、郑州与长江经济带上成都、重庆、武汉南北六大都市群之间的生态高地和美丽绿岛。外面的世界好精彩,汉中人的心情很忐忑,盆地意识将有助于汉中人建设美丽汉中、休闲汉中。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拥抱之下,打开山门的汉中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但机遇大于挑战,“21世纪是生态与文化赋权的世纪”,美丽秦巴宝地与两汉三国文化浑然一体的汉中,将会再次由边缘走向中心,以张骞为代表的栈道精神将有利于汉中人重振雄风,挺起西部大开发的脊梁,携手丝路明珠——西安、成都走向全国和世界!汉中人在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途上,梦回汉唐,超越汉唐,再创辉煌! ...
汉中市举行《石门汉魏十三品合集》首发式
 
20104年月29日,我市举行《石门汉魏十三品合集》首发式。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谢京帅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钧,副市长王春丽,市政协副主席胡长芳出席首发式。   《石门汉魏十三品合集》是著名汉学家、市博物馆原馆长郭荣章研究石门石刻三十余载的总结之作,由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既为研究石门石刻书法艺术作出了贡献,又是我市厚重历史文化的具体体现,更为彰显“两汉三国真美汉中”城市品牌添上了厚重的一笔,对于宣传汉中、推介汉中,提升汉中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谢京帅指出,当前,在中央“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全市上下正在建设三市、同步小康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希望我市文化界的各位专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要以文化振兴工程为抓手,学习郭老先生的这种潜心学术、笔耕不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创作出更多的文学艺术精品,为我市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汉中市政府网) ...
汉中举办纪念刘邦为汉王2222周年学术研讨会
 
     “岂知高帝业,煌煌汉中起”。由中国秦汉研究会、陕西理工学院、汉中市文物旅游局主办,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汉中市博物馆承办的“汉中开汉业”——纪念刘邦为汉王2222周年学术研讨会,作为“2016中国最美油菜花海汉中旅游文化节”主要文化活动之一,于4月8日至11日在汉中隆重举办。陕西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何宁,汉中市文物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明全,陕西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刘保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卜宪群、原会长王子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专家学者,国内外大学、考古研究院、博物院(馆)专家学者,本土专家学者等近百余咸师欢聚一堂,献玉汉中。     本次研讨会收到近60多篇论文,经过专家学者热烈、深入、贴切的学术研讨和分组讨论,在刘邦与西汉开国史、汉代思想、汉中与两汉三国、汉中历史文物及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所涉内容严谨、思想深刻、视角独特,学术价值很高,绝大多数都站在本领域研究的最前沿,尤其是秦汉史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显露出与会学者以及当今历史研究学界对汉文化这一宏大研究主题的关注与思考,充分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蓬勃生命力,达到了发现汉中历史文化闪光点、提升汉中对外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历史文化资源服务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地。      另外,在专家学者实地考察之后,举办了汉中市博物馆发展座谈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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