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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中社会演变
 
      汉中地处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和黄河之间,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汉水的源头。北有秦岭,南有巴山两座大山,位于中国版图的中央。汉初的萧何对刘邦评说汉中道:“语曰‘天汉’,其称甚美”。⑴汉中是中华先民最早栖息繁衍的土地之一,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古代巴蜀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1994年国务院批准汉中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006年CCTV中国魅力城市评选活动中汉中荣膺中国最佳魅力城市称号,并获得最具历史文化魅力城市单项奖。生活、工作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应该对这座城市辉煌悠久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      一、史前文明时期的汉中,古代先民栖息繁衍之地   汉中市境内分布的大量古人类文化遗址说明这里是中华大地上古人类最早栖息繁衍的土地之一。        龙岗寺旧石器遗址   自1929年首次在距汉中城以西六公里处梁山龙岗寺附近发现旧石器以来,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区域多次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旧石器,类型有砍砸器、石球、尖状器、刮削器等,这些石器与大熊猫、剑齿象、羚羊等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相伴生。有关专家判断龙岗寺旧石器的遗址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绝对年代距今120万年以上,早于蓝田猿人遗址,是迄今发现陕西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这说明远古洪荒时期我们古老的先民就在汉中这片土地上栖息繁衍,靠狩猎大熊猫、剑齿象、羚羊等一些大型哺乳动物生存。1986年中科院黄蔚文教授考察龙岗寺遗址时指出:“龙岗寺旧石器遗址是亚洲三大旧石器遗址之一”。1988年美国考古学家俄勒冈大学教授迈尔·阿金斯先生访问考察龙岗寺遗址时评价道:“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根源”。 除了龙岗寺旧石器文化遗址外,汉中境内还分布着更多的新石器时期的古人类遗址。        李家村文化   李家村古人类文化遗址位于汉中市西乡县城南葛石乡和平村。这是一处新石器时期的古人类遗址。这一遗址位于汉水上游支流牧马河南岸的第一台地上,面积约 2.6万平方米。1960~196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两次发掘,发现有房子、窖穴、陶窑、墓葬等遗迹以及石斧、石锛、石铲、砥砺器、刮削器、陶罐、陶鼎、陶碗、陶盂、陶锉等一批文化遗物。其中的圈足碗、三足器、平底钵及扁平磨光双弧刃石铲等器物最具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还发掘出墓葬区1处,瓮葬罐2个,房屋遗址1处,并有鹿角、兽骨等。   据专家鉴定,一这遗址距今7000年以上,处于母系社会阶段,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专家认为,“李家村文化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线索”,“是联系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纽带。”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将西乡县李家村遗址正式命名为 “李家村文化”,作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标志。 在龙岗寺,除了有大量的旧石器时期的文物遗存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期的人类遗址。龙岗寺新时期遗址,分布在龙岗院以东50米,面积约7500平方米,分为墓葬区、居住区和制陶区等。1983年10月至1984年底,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墓葬区进行了发掘,清理了李家村文化时期墓葬7座,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墓葬423座。出土了人面壶,彩陶罐,船形壶,兽头尖底瓶,人头彩陶壶等文物三千余件。从地层上证实了李家村文化早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龙岗寺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渊源、分期和发展脉络提供了宝贵资料。       何家湾遗址   何家湾遗址位于西乡县城东北5公里的古城镇三合村,在泾洋河右岸第二台地上,高出河床约10多米。1980年10月—12月发掘,遗址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150米,总面积4.5平方米,发掘面积610平方米,出土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具600余件,并清理出仰韶文化时期的残居住址20余处、灶坑一个,储藏物品的窖穴115个及墓葬25座,是当时在陕南所发现的史前时期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堆积层最厚、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处遗址。1982年4月14日,在又一次发掘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骨雕人头像,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工最早的一个骨雕人头像,也是一件极为珍贵的骨雕艺术品。 红崖坝遗址   距何家湾遗址以东约0.5公里处还有红崖坝遗址,这也是一处新石器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其文化内涵属于龙山文化。红崖坝遗址晚于李家村文化和何家湾遗址。 李家村、何家湾两处遗址中还发现了水稻遗存,年代早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水稻遗存,说明汉中地区是中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二、夏、商、周时期的汉中,西部各民族和谐共生之地   得山川地理之优势,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汉中是夏、周、羌、氐等中华古老民族和谐共生之地,古老的梁州是中华先民繁衍栖息的核心区域之一,是中华民族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汉中最早的地名是梁州。传说尧舜时代天下分为十二州,梁州便是其中之一。十二州之说源于《尚书·尧典》的“肇十有二州”。西汉学者谷永(公元前?—前4年)最先把“肇十有二州”解释为“尧遭洪水,天下分绝十二州”。现代学者顾颉刚(1893—1980年)在20世纪30年代以确凿证据考证《尚书·尧典》乃汉代学所之作,“十二州”说是汉人影射汉武帝所置刺史部十三州而起,现在的秦汉史和先秦史学者大多从顾颉刚先生之说,否定了“十二州”是尧舜时代行政区划制度的观点。   《汉书·地理志》说:“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汉书》的意思是说,尧时天下分为十二州,大禹治水之后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大禹划分的九州中,梁州便是其中之一。九州之说源于《尚书·禹贡》,据《尚书·禹贡》记载:“华阳黑水推梁州。”《尚书·禹贡》所说的华阳就是指华山之阳,大致就是今天的秦岭以南地区。至于黑水是哪条河流,历来史学家、地理学家有不同的解释,至今尚无定论。《尚书·禹贡》中还有“黑水、西河惟雍州”一句。有一种说法是指陕西城固的黑水。   这里所说的梁州就是今天的汉中。后人考证因为汉中有梁山而得州名。大禹治水时也曾到过汉中地区。大禹是川西北北川人(一说是汶川人),他的故乡距汉中很近,或许大禹治水就是从汉水开始的。据《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记》记载,大禹到嶓冢山,疏导没水的源头漾水,漾水东流为汉水。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水的源头嶓冢山,曾有一石牛,石牛的背部和臀部有八个形如蝌蚪的字,有人揣测其字意为“番冢导漾,东流为汉。”可惜这八个字文革中被人凿坏,如今只剩两个半字。《尚书·禹贡》说大禹到嶓冢山治水时,“岷、嶓既艺”,意思说岷山、嶓冢山一带已经进入到相当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前面所讲的新石器时代汉中的文明遗迹也证明了这一点。   大禹划分九州后梁州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夏商周时期的汉中也是西部各民族和谐共生之地。夏商周时期汉中的西部生活着古老的羌人和氐人。   羌人曾是古东方大族,形成于青藏高原地区,是古中原的地区最著名的民族共同体之一。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之际,羌人族群在中原政治、经济等领域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人的始祖姜嫄,是古羌人 “姜姓”部落集团的女性。《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今天的陕南、甘南、川西北就是羌人聚居的核心地域。   夏商周时期羌人的活动范围很广,商代羌之疆域广大,大致据有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西部、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带,是商王朝“四邦方”之一。著名族群有“北羌”、“马羌”等。其经济生活仍以畜牧业为主。羌人也曾加入到周武王推翻商王朝的联军中。《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这里的羌指的就是生活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羌人。   氐人也是生活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一般认为氐人源出于西戎,又有人认为氐人是盘瓠(盘古氏)之后。其种类繁多,或因居地而名,如巴氐、白马氐、武都氐等;或由服饰而名,如青氐、白氐、蚺氐等。散居于今甘肃陇南、天水,陕西西南部及四川松潘一带,在羌汉之间杂处。   褒国是夏朝分封在汉中土地上的一个诸侯方国。据《史记·夏本记》记载,夏王朝建立后封大禹后裔姒姓十多个方国,其中有褒氏建立的褒国。据南北朝时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最初的褒国领土非常广阔,古南郑县地都是褒国的领土。自夏朝经历商朝直到周朝,褒国一直能沿续下来,说明夏、商、周初的褒国是比较强盛的。西周末年,褒国曾为周幽王贡献了一笑倾人国的美女褒姒。从褒姒这一美女的姓名中可以推断她是大禹的后代,出生于褒国王室,并非一般的乡野村姑,更不是钱文忠教授所说的是一位姓褒的大娘。也许是远离家乡,告别亲人,进入周天子王宫的褒姒终日忧伤闷闷不乐。周幽王为讨褒姒的笑颜烽火戏诸侯,导致诸侯离心,犬戎东侵,周幽王身首异地,褒姒也被犬戎掳走。《华阳国志蜀志》曰:“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水经注·沔水》曰:“周显王之世,蜀有褒汉之地。”褒国也日渐衰微,后以弹丸之地苟延残喘到战国周显王时期被南面的蜀国所灭。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汉中,蜀、楚、秦文化交融之地   南郑这一地名出现的也比较早,应在春秋初期,(公元前770后)。南郑与今陕西华县有着渊源关系。西周时期的郑国在今陕西华县。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导致犬戎东侵。不仅周幽王自己身首异处,还连累郑国的郑桓公被杀。郑桓公之子郑武公保周平王东迁有功,平王封郑武公在古郐地重建郑国,其都城曰新郑。据《水经注》所引的佚书《耆旧传》记载:“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郑桓公死后,郑国一部分臣民翻越秦岭,南迁到山青水秀的汉水之滨,在今汉中的汉水之滨聚族而居,并将其所居之地取名南郑,以示不忘其根。古褒国存在的同时,公元前770年以后又有来自关中地区的郑人开发汉中,并且褒国人与郑人能和平共处,共同生活在汉水上游这片土地上。   据《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春秋时期汉中一度是庸国的属地。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年),庸国的老冤家楚国联合巴国、秦国灭了庸国,将其土地分给秦和巴国。 战国时期是汉中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融合时期。北面的秦国人,南面的蜀国人,东面的楚国人先后进入汉中,并反复展开对汉中的争夺,秦、楚、蜀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碰撞、交融。   战国初期,秦国的势力进入汉中,《史记卷·六国年表三》记载: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秦国的“左庶长城南郑。”这是历史上关于汉中最早的建城记录,这也说明秦人征服了汉中并巩固了在汉中的统治。   秦厉共公死后,秦躁公即位,秦国的政治军事都走了下坡路,秦人统治下的南郑发生动乱,南郑人暴动反抗秦人的统治。蜀国人乘虚而入,向北夺取南郑。秦国人稍稍恢复实力之后又发动了夺取汉中的战争,并从蜀国人手中夺回了汉中。《史记·秦本记》记载:“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伐蜀,取南郑。”这一次秦国虽然夺取了汉中,但是并没能控制多长时间。《水经注·沔水》曰:“周显王之世,蜀有褒汉之地。”周显王于公元前369年——365年在位,这几年中汉中再次落入蜀国人之手。稍后,强大的楚国人又西进夺取汉中。《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元年(前361年)时“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楚国人对汉中的统治也很短暂,楚怀王时期,楚国对秦国的的战争连连失利,被秦人夺去汉中。《史记·秦本记》曰,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庶长章击楚於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水经注·沔水》曰:“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秦惠王置汉中郡,因水名也。”这两本史书记载秦设汉中郡的时间相差一年。在秦国夺取汉中郡之前,秦国已经占领汉中的部分地区,至少秦国已经有汉中郡西部的南郑。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国发动了对蜀国的兼并战争。战争的原因是由巴、蜀两国的矛盾引发的。综合《华阳国志》、《史记》、《水经注》等书的记载,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蜀国为了打败老对手巴国,决定先灭了巴国的盟国苴国。苴国原本是蜀国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周显王时,开明氏蜀王第五世尚“别封其弟于汉中,号苴侯”。以土费城(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为都邑。在当时苴国在四川所拥有的地域面积仅次于巴国和蜀国。但是蜀国分封了苴国却给自己树了个强劲的敌手。苴国常常与巴国联合与蜀国对抗。苴国向巴国求救,但巴苴联军还是被蜀国打败。于是巴国、苴国派使者向秦国求救。本来在巴蜀与秦国之间隔着楚国占领的汉中,楚国一直想攻入巴蜀,而苴国由于地处进入巴蜀腹地的要道,把守着剑门,首当其冲,与楚国发生多次战斗,结仇很深。此次,苴、巴两国危难,邻国中能够与蜀国一较高低的只有秦、楚。苴侯考虑楚国与自己土地相邻,又一直想吞并自己,求楚无异于引狼入室。就请求秦国救援自己。而蜀国也派使者到秦国,提出与秦结为盟国,目的是为了使秦国不出兵帮助苴国。       秦惠王对苴、蜀的要求都答应了,分别收下了两国的厚礼,让两国的使者归国。秦惠王用两国的礼物与韩国议和后,派张仪、司马错、张若、都尉墨率领秦国的精兵火速入川。秦军很快就经过金牛道进入四川,通过苴国把守的剑门,向蜀国的都城成都进发。对于秦军的突然出现,蜀王十分吃惊。对于秦国的不守信用,蜀王十分气愤。于是,蜀王亲自领军与秦军交战。但由于秦军已过剑门天险,气势正盛,蜀王在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战败,被秦军杀死。张仪、司马错接着占领成都,蜀国灭亡了。张仪又借苴国与巴国劳军之机,一举灭亡了巴国和苴国。秦国尽收巴蜀之地。张仪和张若还主持修建了新的成都城。由于蜀王室在蜀国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秦惠王采用羁縻蜀国的办法,将蜀国降格为侯,任命蜀王的儿子为新的蜀侯,任命张若为蜀相,管理蜀政。秦国灭蜀之战中还流传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金牛粪金”的故事。《水经注》卷二十七引来敏《本蜀论》的记载:“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       一些学者认为汉中之名由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夺取楚国之地设汉中郡而来的,陈显远先生编著的《汉中地区名胜古迹》一书即持此说,笔者不以为然。汉中之名的出现应早于公元前312年。《史记·秦本记》记载,“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伐蜀,取南郑。”《史记·秦本纪》又说秦孝公元年(前361年)时“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由此可见汉中之名出现于公元前387年之后至公元前361年之前,楚国人占领南郑期间因水名而设的地名。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设汉中郡时早已有汉中之名,秦只不过是因袭旧名而已。秦国建立的汉中郡土地面积是极其广袤的,它包括今天的陕西汉中、安康及湖北十堰等地区。   从秦惠公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87年)到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的半个多世纪,汉中是一块战火频仍的土地。       四、秦汉时期的汉中,大汉王朝龙兴之地   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实行郡县制,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其中有汉中郡。《汉书·地理志上》说秦王朝设立的汉中郡辖西城、旬阳、南郑、褒中、房陵、安阳、成固、沔阳、锡、武陵、上庸、长利等十二县,郡治在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这十二县所辖地域面积极广,相当于今天陕西的汉中、安康、商洛三市的全境及湖北西部十堰部分地区。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崛起的项羽、刘邦军队攻入咸阳,推翻秦王朝后,按项羽、刘邦等诸侯与义帝的约定,先入关中者应当做关中王,刘邦应该做关中王。然而项羽进入关中后却食言违约。《史记·高祖本纪》曰:“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并将关中一分为三,分给秦国的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项羽意识到刘邦将是他日后强劲的对手,为了防范刘邦与自己争夺天下,将他封为汉中王。看起来刘邦得到的封地很大,拥有陕南、巴、蜀广袤的土地,但这些地区当时非常闭塞、荒凉、落后,并且道路崎岖险峻。刘邦前往南郑上任时,项羽派了三万军队尾随刘邦,监视刘邦军的行动,直到刘邦大军进入通往南郑的褒斜道并放火烧了栈道,表示再也没有向东争天下的意图,项羽才放心率军东归返回彭城。   刘邦到南郑即汉中王位后仅数月,便听从相国萧何之策,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并用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从陈仓道出秦岭,迅速平定三秦,占领关中。刘邦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平定三秦,夺取关中,除了民心向背而外,与汉中及蜀地的富庶,有充足的战略物资资源有关。汉中川道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润、物产丰饶、盛产稻米。自秦人占领蜀地后,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秦末的战火并没有燃烧到汉中和四川,汉中盆地和成都平原积累了大量的战争资源粮食。这是刘邦敢于发动灭楚战争的物质基础。   刘邦驻军汉中期间,萧何、曹参主持修建了水利工程山河堰,灌溉了汉中盆地万顷良田,也为后来汉中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世使用的褒惠渠就是基本上是沿山河堰旧线修筑的。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刘邦向三秦进军的军队中,有一支来至大巴山深处的賨人的队伍。賨人是古代巴人的一支。巴人是今天土家人的先祖。賨人在楚汉相争、统一天下的过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华阳国志·巴志》说:賨人在阆中人范目统率下,手执弓弩、板楯(由于賨人常用板凳为盾牌,所以又称板凳蛮)高唱战歌,跳起激越的巴渝舞,向三秦军冲杀,所向披靡。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封范目为长安建章乡候,意在留住这支賨人军队护卫长安。但賨人思乡心切,刘邦只好将范目改封为度沔县侯,让賨人回归故里。后来范目率领的这支賨人军队长期驻守汉中,融入汉中当地居民中。   刘邦、韩信率军征战关中时,萧何积极做收服巴蜀、稳定汉中的工作,并筹集军粮及军用物资,做好后勤保障。刘邦、韩信之所以能迅速平定三秦、占领咸阳,与萧何的后勤工作和巴蜀、汉中充足的粮草供应有密切的关系。汉中是刘邦创建大汉王朝的龙兴之地。   刘邦走出汉中后的五年之内,经过反复争夺,于乌江一役逼得项羽自刎乌江,最终消灭了项羽集体,统一了天下,建立了强盛的大汉王朝。项羽统一天下,建立了强大的汉王朝,用“汉”字的旗号统一了天下。汉承秦制,沿袭秦王朝的区划设有汉中郡,治所在西城(今陕西安康市)。汉中郡隶属于十三州刺史部中的益州。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木兰花慢·呈张仲固帅》一词中赞道:“汉中开汉业。”   后来汉王朝多次对外用兵,武力震慑域外,加之汉中人张骞通使西域,使汉王朝名扬四海,后世外国人只知有汉,不知其他王朝。汉朝之后中国人也以自称汉人为自豪,于是汉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大的民族的名称了。可以说汉族得名于汉中。   西汉末年新莽时期改汉中郡为新城郡。新莽末年,天下纷扰,群雄并起。四川的公孙述自称辅汉将军兼领益州牧。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 (公元25年),公孙述又在成都自立为帝,国号“成家”,年号龙兴。公孙述势力多次进入汉中。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南阳人延岑率军占据汉中王刘嘉。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刘秀派固始侯李通率军打败延岑,收服汉中,延岑逃往成都投靠公孙述。东汉王朝将新成郡重新更名为汉中郡,并将郡治由西城迁至南郑。东汉时期的汉中郡辖南郑、褒中、沔阳、成固、西城、安阳、锡县、上庸、房陵九县。东汉时期汉中郡虽比西汉时期少了三县,是因为政区的合并,汉中郡的面积并没有减少。汉中郡面积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是汉末建安到曹魏黄初年间,汉中郡分化出了房陵、西城、上庸三郡,汉中基本形成了今天的政区格局。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政,朝政混乱、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终于激发了黄巾起义。从此东汉进入诸侯争霸、军阀割据的时代。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益州牧刘焉觊觎汉中,派张鲁与张修率兵攻打汉中,打败汉中太守苏固,占领了汉中。后张鲁杀死张修并夺张修部众占据汉中。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立,张鲁摆脱刘氏的控制自行政事,刘璋杀死张鲁的母亲和兄弟,张鲁与刘璋彻底翻脸。张鲁也不服从东汉中央王朝统治,多次杀害东汉朝廷使臣。东汉中央也无力征讨,只好任命张鲁为镇民中郎将汉宁太宁。这样汉中就出现了汉宁这一名称。汉宁这一地名中,寄托了人们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安宁的美好愿望。张鲁用五斗米教治理汉中时,汉中人民却过了几年和平宁静的生活。   汉武帝时期汉中城固人张骞奉诏出使西域,历经十四载,经历无数艰难困苦,终于回国,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张骞打开西亚、欧洲的联系,使中国了解了世界,也使世界了解了中国。张骞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东汉后期的汉中城固人李固,曾官至太尉,位居三公。李固为人忠义耿直、为官清正廉明。在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交替当权的时代,李固不畏强权,敢于直言,被誉为“北斗喉舌”、“耿直派领袖”。后被外戚大将军梁冀杀害并暴尸京师街头。 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中,战火兵燹频发之地   曹操平定关西军阀马超、韩遂后,经过三年休整,势力大增。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率军经陈仓道过河池(今陕西凤县)进攻张鲁。七月,曹军兵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老城西)。主张抵抗的张鲁之弟张卫糊里糊涂地打了败仗,张鲁只好投降曹操。关于张卫的失败,非常偶然。史书上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曹操的大将夏侯惇、许诸率兵攻阳平山上的敌营,久攻不克,夜晚呼唤山上士兵撤军。撤退的兵士糊里糊涂地闯进了张卫的军营,张卫军大乱,不战而溃,张卫连夜逃回汉中。另一说是张卫凭借阳平关的工事和山势阻击了曹军,曹操束手无策。加之军粮将尽,曹操准备撤军。就在曹操撤军前的一个夜晚,一群麋鹿闯进了张卫军大营,张卫军大乱,曹操部将高祚的部队与张卫乱军相遇,高祚击鼓吹号,张卫大惊,以为被曹军包围,不战而降。曹操占领汉中后仍将汉宁郡改作汉中郡,命大将夏侯渊、张郃镇守汉中,自己班师回邺城。   建安二十三年,已占有益州的刘备率军攻汉中,与夏侯渊、张郃在阳平关对垒,一时难以克敌。第二年春,诸葛亮增兵汉中,刘备大将黄忠于勉县定军山斩夏侯渊,曹军大败。曹操自长安引军经褒斜道驰援汉中。刘备据险坚守不战,曹操军队士兵逃亡甚多,只好撤回长安。于是刘备据有汉中,并于这一年七月称汉中王。之后的三十多年间汉中一直是诸葛亮、姜维北伐的前进基地,也是千古名臣诸葛亮长眠之地。   两晋南北朝是个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期间汉中政权几度易主,汉中地名也几经改变。公元350年,氐人在长安建立了前秦政权,东晋宁康元年(公元373年)前秦军攻占梁州,东晋政权在襄阳侨置了梁州,名同虚设。公元383年秦晋淝水之战,前秦大败,其国势迅速败落,东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晋将军杨铨期打败前秦的梁州刺史潘猛,东晋政权又收复了梁州,并在梁州侨置了秦州。秦州原在上邽(今甘肃天水)。西晋败亡之后,大片国土沦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手中,东晋政权又一直无力恢复,只好在其统治区域遍设徒有其名的侨置州郡。据《南齐书·州郡志下》记载,东晋隆安二年(398年)“郭铨始为梁、南秦州刺史,州寄治汉中”。其后的南朝的宋、齐政权沿袭东晋的做法,在汉中侨置南秦州,所以历史上汉中又有南秦州之称。不久北朝的西魏政权占领汉中,于西魏废帝三年(554年)改汉中的南郑县为光义县。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中,是战火兵燹频仍,政权更替频繁,人民灾难深重的纷争之地。       六、隋唐时期的汉中,沟通西南、西北、中原的枢纽城市   隋代周禅统一中国后,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为避其父杨忠之讳,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汉中郡为汉川郡。光义县又恢复南郑县之县名。光义县、汉川郡是汉中历史上非常短暂的名称。   唐初根据中国山川的自然走向划分全国政区为十道,其中有山南道。山南道的范围涵盖古荆州、梁州的地域。汉中即属山南道。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唐王朝又将隋朝改名为汉川郡的汉中改称梁州。并设置梁州总管府,管辖梁、洋、集、兴四州。   唐玄宗登基后,将全国政区重新调整为十五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山南西道的治所就在梁州。梁州辖南郑、褒城、城固、西县、三泉等无县。开元十三年,朝廷以“梁”、“凉”二字音相近,将梁州更名为褒州,开元二十年又恢复为梁州。武德元年从梁州中分出西乡、黄金、兴势建洋州,洋州一度又改称洋川郡。梁州、洋州二州所辖的面积略小于今天的汉中市。   唐代的汉中虽然依旧处于秦岭、巴山两座大山封闭之中,但由于历代汉中人对向外道路的修筑,使汉中成为东达荆襄、南通巴蜀、西连甘陇、北接中原交通枢纽城市,也是唐帝国秦岭以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   公元784年,泾原兵变,叛军占领长安,朱泚称帝。唐德宗李适经灙骆道过洋州仓荒逃到汉中。李晟等将领平定叛乱后,李适回到长安后下诏改元兴元,改梁州为兴元府。据《资治通鉴》说:“用帝王年号令府名始此。又升南郑为赤县,又日次畿县,与京畿长安县同等”。   公元880年11月,黄巢起义军攻取东都洛阳,占领潼关,12月攻陷长安,唐僖宗带随从仓惶出逃,经陈仓道过河池(今陕西凤县),于次年元月到兴元,后由米仓道入蜀。       七、两宋时期的汉中,商业都市、军事重镇   宋取得天下后将全国划分为二十四路。宋太宗威平四年(1001年)置利州路,治所在兴元府。南宋绍兴十四年间(1144年),又将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东路治所依旧在兴元府,西路治所设在兴州(今陕西省略阳县)。   北宋时期国土面积与唐朝强盛时期相比差距太远,此时的陕西已成大宋王朝的边陲。陕北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接壤,陕南的汉中向西北不远是吐蕃人占领的河湟地区。   宋代是汉中农业重大发展时期。西南大学讲授马强博士在《论宋元至明清汉中盆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文中对宋代汉中的农业发展状况做了详尽的论述:一,政府以兴修水利为先导,兴修水利工程,恢复山河堰,修建五门堰。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两熟水稻的种植。三,推广冬小麦的种植。四,驻军屯田、营田,发展粮食生产。由于农业的发展,北宋至南宋早期汉中是宋王朝统治区域中非常富庶的地区。   宋代,茶树是秦岭以南普遍种植的经济作物,茶叶产业也是当时兴元、洋州的支柱产业。苏辙在《栾城集》中说:“洋州(今陕西西乡、镇巴、洋县、佛坪)、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市)人户以种茶为生”。种茶的农民有专门户籍,官府称之为“园户”,就是宋代的“种茶专业户”。茶叶生产是园户们“赖以衣食,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的生存基础。汉中的兴元府和洋州是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最近的产茶区之一,因此兴元府、洋州和陕南其他州县所产的山南茶与蜀茶一道成为宋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重要物质。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宋军在王韶指挥下收复河、陇地区,宋王朝合并熙州、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岷县)及通远军(今甘肃陇西)设置熙河路,升迁王韶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由于新设的熙河路人口较少,没有什么税赋收入,王韶军队的后勤给养全靠邻近州郡供给。开放边境贸易是朝廷为西北前线筹措军费的一种办法。熙宁七年,王韶建议在熙河实行茶马互市。王韶说:“西人颇以善马至边,请趣买茶司买之”。宋王朝这样采纳了王绍的建议,在熙河等地设买马场,在四川、陕南等产茶区推行“榷茶法”,由把政府统一收购的茶叶运至熙河地区换取马匹。汉中靠近甘陇,宋朝就近以陕南茶、川茶换取马匹,以充军用,汉中成为茶马互市的茶叶重要集散地。这就是《宋史》中所说的“汉中买茶,熙河易马”。因为茶马贸易及其他商业活动的开展,汉中成为宋王朝少数年税收超过十万贯的城市之一,是宋王朝重要的商业都市。   南宋时期的汉中一直是抗金与抗元战争的前线。1127年灭亡北宋后并没有鸣金收兵,而是乘势南下西进攻陕西及江南。建炎四年(1130年)秋,张浚调动五路宋军在富平与金军展开一场大会战,结果宋军大败,丢失了关中大部分州县。宋军撤退到兴州(今陕西略阳)、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今陕西大散关)及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等地,重行设防,以阻金军。富平之战失利后,和尚原成为金军入川的主要障碍。和尚原是从渭水流域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的重要关口之一,在大散关之东,地势险要,属川陕之首要门户,位于宝鸡西南20公里,其地势之险要与大散关不相上下。金军为了打通进入汉中的门户,决定进攻和尚原。   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金军将帅没立率部出凤翔(辖境相当今陕西宝鸡、岐山、凤翔、麟游、扶风等地),乌鲁、折合从阶州、成州出大散关,屯兵北上,进攻吴玠军,两路金军企图在和尚原会师。吴玠命令诸将列成阵势,利用有利地形,轮番向先到达的乌鲁、折合率领的金军攻击。金军欲战不能,欲退无路。和尚原一带尽是山谷,路多窄隘,怪石壁立,金军的骑兵全都失去了威力,只好弃骑步战。宋军在吴玠的统领下与金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大败金军。退到黄牛一带的金军,立足未稳,又恰遇上大风雨,金军士气不振,无力发起进攻,只得狼狈逃窜。同时,没立所率金军在箭筈关方向发动的进攻,亦为吴玠部将杨政所击退。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金军在金兀术的率领下,猛攻和尚原驻守的宋军,吴玠则命令诸将挑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弓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金军不利,丢掉武器退却。吴玠抓住有利战机,派遣奇军从两旁袭击,阻断金军运粮通道,金军陷入困境,金兀术见势不妙,夺路逃遁。吴玠乘胜追击,于神坌一地设兵伏击,金军大乱,宋军星夜出击,大败金军。金兀术中箭负伤,狼狈逃走。和尚原一战,俘获金军头目300余人,甲士800余人,缴获器甲数以万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金天会十一年(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和尚原之战后,金人无法越过吴璘把守的和尚原直接进攻汉中和蜀地,于是迂回商洛,进攻金州(今陕西安康),夺取安康后又进攻当时汉中管辖的饶凤关。知兴元府刘子羽急派统制官田晟率兵扼守饶风关,以阻挡金军来路,并驰报吴玠请援。吴玠当即率部自河池(今凤县)日夜兼程300里赶至饶风关。吴玠令所部及前来增援的洋州(今陕西洋县)义士与金、均、房州安抚使王彦所率八字军共3万余人,凭借险要地势,以强弓劲弩,轮番发射,顽强坚守六昼夜,金军伤亡惨重。十一日,吴玠部下一军校降金,引金军自蝉溪岭绕出关后,夜袭宋军郭仲荀部,占领山寨,尔后乘高下瞰饶风关,以一部精兵攻宋军背后。宋军腹背受敌,被迫败退,吴玠收余部退守西县(今陕西勉县西),王彦率军奔达州(今四川达县市)。十三日,金军攻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刘子羽焚其城,率余部退至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     吴玠料金军粮草难继,不能久驻,遂回师河池,准备断其归路。果不出吴玠所料,金军因野无所掠,粮草不继,加之疾病流行,于四月初引兵北撤,吴玠乘机派兵于武休关(今陕西留坝东南)袭击金军后队,金军不备,被斩及坠涧死者数千人,丢弃所获辎重而去。王彦乘势收复金州。   在这一系列战役之后,金军无力进攻四川。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双方达成和约:1、宋向金称臣,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2、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金一度形成战略对峙局面,秦岭就成了宋金军事对峙的前线。汉中则成宋王朝为抗金的一线城市。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春,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受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担任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来到汉中。不久王炎被召回朝旋即遭罢免,陆游也被调回成都路府安抚司任参议官。满怀一腔抗金豪情的陆游无奈地离开汉中,内心十分惆怅,他在《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中吟道:“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南宋后期,金军和蒙古军队曾两度攻入汉中城,对汉中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蒙古人的崛起使中国北方的金王朝受到严重的威胁,同时也使宋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金中都(今北京)被蒙古大军包围,宋、金之间使节不通,南宋停止了原先规定的每年向金输送的岁币。嘉定七年(1214)七月,金都南迁至汴梁。金王朝迁都前后,曾两次向南宋朝廷索要所欠的岁币。南宋许多大臣主张乘金危机衰弱之际,撕毁与金的不平等条约,停止向金输送岁币,用节省的岁币加强国防。认为向已经快灭亡的金朝称臣纳币无异于“召侮之端,致寇之本”。后因蒙古大军主力西征,减轻了对金王朝的压力。金王朝因蒙古人的南侵丢失了大片国土,想从宋朝得补偿,因而大肆南侵。金宣宗自以为“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以宋王朝停止纳币为借口,于嘉定十年(1217年)四月全面发动对宋的战争。诗中所说的“自从铁骑落武休”指的是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金人攻入兴元、洋州之战事。据《宋史·宁宗纪》和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记载: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正月甲午日,金军在大将完颜白撒率领下,进攻凤州城,守城宋军将领弃城而逃,金军攻破凤州城夷平凤州。兴元都统吴政率军与金军战于黄牛堡,吴政寡不敌众,战死在黄牛堡。二月癸卯日,金军乘胜由连云道进攻武休关。金人进攻时,宋军武休关守将继任的兴元都统李贵没做什么像样的抵抗就弃关而逃,金军轻而易举地攻陷武休关。武休关失守后汉中门户洞开。看着兴元无法坚守,利州路提刑兼代理兴元府知府赵希昔弃城而逃。金兵对兴元老百姓残暴地烧杀抢掠。金人又进攻洋州,守将蔡晋卿未能抵挡住金兵。金兵攻陷并焚毁洋州城。金兵进攻势头迅猛,还未进入到大安军,吓得四川制置使董居谊便从利州(今四川广元)向成都方向遁逃。沔州都统张威遣统制石宣等人率部在大安军(今宁强阳平关镇擂鼓台村)伏击金人,歼歼灭金军精兵三千人,并俘获金军将领巴图鲁安。金人在大安军之战失败后,陆续从兴元和洋州撤军。   遭金军洗劫后不久。宋军内部在兴元又爆发了军士张福、莫简领导的兵变,这次兵变中的叛乱士兵对兴元及四川许多地区再次洗劫,汉中及四川百姓的苦难雪上加霜。 汉中经过金军和张福、莫简叛军洗劫后的十余年后,再次遭到蒙古铁骑的蹂躏。据《宋史·本纪第四十一》和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纪165》记载: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五月,窝阔台在官山九十九泉(今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北灰腾梁)召集诸王、大臣商议伐金之策。拖雷在会议上转述了金降李国昌借道兴元沿汉水下湖北转攻金朝河南之地的建议,李国昌说:“金迁汴将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关、黄河耳。若出宝鸡以侵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大事集矣。”蒙古大汗窝阔台采纳了李国昌的建议,由拖雷率蒙古右路军发兵宝鸡,进攻大散关,借道汉中攻金。拖雷派使臣速不罕前往宋军营中提出借道要求,宋军御前中军统制张宣杀了速不罕。八月,拖雷率三万骑兵越过大散关,攻破凤州城。攻下凤州后蒙古人又分兵一路直趋华阳,攻陷洋州城并对洋州实施了残酷的屠城。拖雷又派兵佯攻武休关,从山间的阳明小道和黄竹小道绕过武休关,直扑兴元。驻守武休关的权兴元都统潘福听说蒙古军出现在自己的后方大惊失色、无心守关、仓皇溃逃,使兴元府成为一座孤城,很快落入蒙古人手中。兴元知府郭正孙带领数十万民众朝米仓山方向撤退。撤退途中在沙窝与蒙古军遭遇,郭正孙力战身亡,随行百姓惨遭蒙古铁骑屠戮,据《续资治通鉴·宋纪165》记载,这场遭遇战中,“死于沙窝者数十万。”诗人在诗中对这场战火描述道:“君不见当年劫火然,携老扶幼奔南山。”诗人描述了这场战争中蒙古人最残酷的杀戮,“七八千兵同日死。”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纪165》还说,蒙古人屠城洋州、兴元后,深入四川腹地,“破城寨百四十而还。”   经历了战火兵燹后的汉中,一片荒凉、破败、萧条,即使是最美好的春天,也是“道傍人荒鸟灭没,独有梨花伴寒食”,了无一点生机。人民的生活极为艰难,因蒙古人的杀戮、焚烧,汉中城乡一片瓦砾,几乎没有完整的房屋,所以诗人说:“八口同,半间屋”。为了防备蒙古人再次入侵,战后的汉中人的赋税、徭役负担更加沉重,妇女们顾不得梳洗,蓬头垢面,夜间织布缝衣,准备军需物资,“三人共,一碗灯,通夜纺绩衣。”白天还“荷畚锸填濠”,修筑城墙和军事工事。据明清《汉中府志》及《南郑县志》记载:“宋嘉定十三年徙筑今城。”原汉中城是秦厉共公时期所筑,在今城东北二里(即今市区新桥一带)男人们则穿上军装、拿起武器上前线戍守边疆。       八、元、明、清时期的汉中,被边缘化的地区   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秋,蒙古窝阔台汗遣皇子阔端和曲出率军攻宋,宋蒙战争全面爆发。阔端军率先发动了对南宋四川的进攻,首先攻陷沔州,但在进攻大安军时受挫。次年秋,阔端率蒙古军从蜀口大举侵宋,经过血战,汉中终于失陷。 兵燹之后的汉中城毁村废,田园荒芜,人民离散,一片凄凉萧条景象。宋蒙之战后的几十年间,汉中依然破败荒凉。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秋,诗人汪元量来到汉水之滨的兴元府,看到在野蛮的蒙古铁骑蹂躏下,这座千年古城毁于战火,破败不堪,写了《兴元府》一诗记叙了兵燹后的兴元府的惨状:   秋风吹我入兴元,不马荒邮倚竹门。诗句未成云渡水,酒杯方举月临轩。山川寂寞非常态,市井萧条似破村。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饿死弃儿孙。 从这首诗的描述中我们知道经历了南宋末年的战乱之后,当年地位仅次于长安的的赤畿兴元府如今已失去了往昔的繁华辉煌,败落得如同一个破旧的村庄。 元初的行政区划有路、府、州、县四级。以路辖府、府辖州、州辖县。元人占领汉中后,合并利州东路和利州西路为元兴路,其管辖的区域也随之扩大。后元王朝又建立行省,兴元路隶属陕西行省。   元末至正二十一年(1361)七月,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在重庆称陇蜀王,仍奉"宋"为国号。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在重庆称皇帝,建国号“夏”,改元“天统”,以重庆为国都,正式建立了大夏政权。大夏政权曾攻占四川大部分地区并确立自己的统治。元至正二十二年,大夏将领明二曾率军一度攻占汉中。后又被元军夺回。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四月,明朝大将徐达率军进攻略阳、沔州,并遣部将金兴旺、张龙由连云栈攻兴元。五月,元守将刘思忠、知院刘庆祥开城投降。明军收复兴元,徐达派金兴旺、张龙镇守兴元。六月,改兴元路为兴元府。七月,大夏皇子明升、将领吴友仁率军数次进攻汉中,被明守将金兴旺及徐达派遣的傅友德所率增援军队打败。明洪武四年(1371)大夏政权被朱元璋所灭。   明代改元代行省之称,设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及诸司衙门。又设置十五都指挥使司以统领各卫所军队。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在西安设陕西承宣布政使司,改兴元府为汉中府,隶属陕西布政使司。人民已习惯把布政使司称为省。清初陕西省下设陕安道,治所南郑,辖汉中、兴安两府。汉中府所统辖的地域大致与今天的汉中市相同。   元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向东南转移,汉中的繁华与辉煌也成为历史,已不再是国内举足轻重的城市。明、清两朝先后建都在南京、北京,明、清时期的经济命脉的江南,政治中心在北京,文化繁荣在江南,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汉中,已逐渐被边缘化。汉中已不再是国内举足轻重的城市,虽然此时的汉中依然土地肥沃、山水清秀、气候温润、物产丰饶,在农业文明时代是最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但它在中华大版图中的地位已远不及从前。明清时期汉中所出人才也不及以往,汉中科举考试成绩与江南、直隶、四川相差甚远,因此在中央做高官的人很少,汉中人也就失去了话语权。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著名的大儒方孝孺曾任汉中府学教授(其职位相当于汉中中学校长),亲临讲台,“日与诸生讲学不倦。”方孝孺的行为也改变了汉中的学风,使汉中人皆知向学。蜀献王朱椿闻听他的贤名,也聘他为家庭教师教授自己的儿子。他的书庐题名“正学”,后世人称“正学先生”。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及惠帝即位,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可惜方孝孺在汉中时间太短,对汉中的文化教育事业及社会风气的改变影响有限。   明末的社会动荡及明清之际的朝代更替给汉中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明末由于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官吏贪渎,爆发了高迎祥、王嘉胤、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虽然打击了明王朝军的统治并最终推翻了这个腐朽的王朝。但在这些政治浑噩、素质低下、愚昧野蛮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带领下,农民起义军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更残酷。张献忠的队伍就是一个流动的巨型土匪集团,史书称之为流寇一点都不夸张。张献忠集团攻入四川后,对四川人民的戕害令人发指,其残暴行径罄竹难书。李自成、张献忠所部曾数度进入汉中境,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说李自成失败后张献忠曾“发兵攻汉中,陷之”。⑵对汉中的破坏可想而知。其后清军入川清剿张献忠及剿灭李自成、张献忠余部时进驻汉中,对汉中百姓也有屠杀。清顺治年间吴三桂部驻守汉中,重利盘剥百姓。吴部即将移防云南时,索逋甚急,抓捕债户妻子、儿女作质抵债,欲带走,民号泣遍野,惨不忍闻。⑶清康熙年间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四川巡抚罗森、陕西提督王辅臣率兵响应,吴三桂部占据汉中。汉中遭遇战火。经历明末清初的动荡、战乱,汉中城市破败、田园荒芜、经济萧条、百姓离散。   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而比邻四川汉中也人口锐减,以至于州、县政府无法完成朝廷所定的税赋。其后清廷实行的移民政策,即民间所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对汉中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王朝平定各地叛乱后,实行招徕流民入四川、陕南开垦荒地的政策,并放宽科税时限,鼓励农民承租耕地,开垦荒地,地方官府也以相当低廉的地租安置流民复垦。由于汉中地区自然环境相对较为优越,对外地移民有较强的吸引力,外地流民纷纷迁徙到汉江上游的汉中各州县。“江、广、黔、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垦种荒地、架屋数椽,即可安身”⑷。汉中地区人口急剧增加,汉中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城市贸易得以恢复。     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社会最黑暗、人民灾难最深重的时期。也是汉中历史上天灾人祸比较多的时期。境内常有农民起义军与官军作战。清嘉庆二年(1797年)到嘉庆七年(1802年),清军与白莲教在汉中境内多次作战。同治元年(1662年)四川农民起义军邓天王进军汉中。同治二年(1663年)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等部攻入汉中。第二年太平军撤离汉中后,清政府处理善后时在汉中四门设“四大冢”掩埋死亡军民尸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洋县人高彦发在县东南黄老山聚众起义,知县张鹏翼率兵围剿。高彦发等战败被俘遭杀害。   1898年,陕西燕子砭一带遭到特大水灾,清政府拨出一批赈灾款,委派天主教汉中教区拔士林主教进行救济,拔士林购买粮盐等物品后送燕子砭交郭西德向灾民发放。郭西德原本在百姓中臭名昭著,此时又借救灾之机,以入教者可多得救济粮来劝民入教。这种歧视性的做法引起了不信天主教的百姓的强烈不满。郭还利用这个机会,放高利贷,收买农民土地。1900年,年景稍有好转,郭西德及其爪牙李占鳌等竟为收回借贷,于夏禾刚刚成熟时,放纵一些无赖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收小麦、豌豆,引起了广大农民的义愤,因而时常引起民教冲突,以秀才李荣栋等人为首带领民众冲击教堂,杀死传教士郭西德及其随从七八人。事后多人被捕,株连甚广,李荣栋等六人被官府处死于褒城。清政府还勒令宁强知州给教堂赔款白银五万两,另罚银四千两,在燕子砭教堂和燕子砭街上各树一块石碑,记述教案经过,表示悔过之意,并停止宁强州文武科举考试五年。   据郭鹏先生主编的《汉中地区志》统计从清道光元年(1820年)到清王朝灭亡,较大的自然灾害有:道光七年七月,嘉陵江、八渡河、玉带河三水猛涨,略阳县城垣房舍俱淹。道光十二年,西乡县大雨连旬,牧马河水暴涨,冲塌县城南关房舍无数。咸丰元年,洋县秋霖,二年春,粮价飞涨;七月大水,民房倒塌无数,死伤3000余人。 注释:    ⑴见班固《汉书·萧何曹参传》。   ⑵见《明史纪事本末》卷77。   ⑶见郭鹏主编《汉中地区志》卷36   ⑷见陈良学《清代移民对陕南的开发》,载《中国汉水流域文化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
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已有定论的汉江源头为何要变?
 
  最近,一个关于汉江源头在宝鸡太白县的微信很火,可是汉中人都笑了。网友们纷纷吐槽,以“指鹿为马”、“张冠李戴”、“偷梁换柱”、“移花接木”为题,谴责某些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此事做的太不地道。 一 百度一下汉江,它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全长 1577 千米,其中陕西境内干流长 657 千米,湖北境内长 920 千米。在源地名漾水,流经沔县(现勉县)称沔水,东流至汉中始称汉水,自安康至丹江口段古称沧浪水,襄阳以下别名襄水。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在历史上占居重要地位,常与长江、淮河、黄河并列,合称“江淮河汉”。                                                                                左图为嶓冢山老汉源  右图为汉江示意图 自古以来,宁强县嶓冢山的白岩湾被认定为汉水发源地。据史书《尚书·禹贡》:“导嶓冢至于荆山。”《孔传》 : “嶓冢之山,汉水出焉,东流至于沔。”《山海经》 : “嶓冢今在武都氐道县南”。郦道元《水经注》 : “诸言汉者 , 多言西汉水。”又引阚云:“汉或为漾。”漾水即汉水。东晋郭璞注 : “嶓冢以东水皆东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为分水岭。” 嶓冢山,位于宁强县大安镇汉源村。自大安镇进山十数里,在一个叫白崖湾的山间,垂蔓古木之下有一石洞,广数丈,洞口有一卧牛状乳石,俗称石牛。遍体苔痕水渍,其背部及臀部有八个古字,古字非篆非隶,非楷非草,莫可辨认。《陕西省金石志》认定是:“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考证是夏禹治水的遗迹,故名曰《禹碑》。石牛之下,一线清泉淙淙流淌,如此细微、如此恬静,这里,就是古人言之凿凿的汉江源头。 汉江入长江口 现代水文界还认为,汉江有三源说,即中源漾水、北源沮水、南源玉带河,均在秦岭南麓汉中境内。近几十年,经专家多次踏勘论证,对汉水源头多采用南源说。 1990 年版《辞典》解释说,汉江源头即宁强县玉带河上游的箭竹岭。若从川陕交界处的山谷延着河流溯源而上,只见玉带河水顺山势泻下,溅珠喷雪,声若琴筑,登奇峰怪石,穿苍松翠柏,最后一道瀑布的崖壁上赫然镌刻着“汉江源”三个大字。这里被称为新汉源。 1995 年版的《宁强县志》记载:“玉带河是汉江的源流,发源于宁强县城西北箭竹岭水池垭。境内干流长 87.5 公里。”此后,宁强县投入数百万元,打造汉江源旅游景区。城关镇也更名为汉源镇。 2011年10月26日,在西安召开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普查办河源考证座谈会上最终确定:宁强县玉带河上游的箭竹岭为汉江源头。此后,嶓冢山的白岩湾被当地人称为“古汉源”,而玉带河上游的箭竹岭被称为“新汉源”。 二 而近日为何媒体又认为汉江源头在太白县呢?笔者分析,他们的依据为北源说。他们认为北源沮水(似乎为褒水),是三源中最长的,太白县虢川河至汉中褒河口全长178公里,而褒河全长196公里,依据“河源唯远”的原则,褒河应为汉江正源,褒河源头在秦岭深山的太白县嘴头镇塘口村。其实,这一认定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国内外对江河源头的认定有四要素:一是历史资料记载;二是“水量唯大”;三是“河源唯远”;四是水源与主河流向是否顺直。从这四个方面综合来讲,汉江的源头在汉中市宁强县无误。所以在2012年度进行的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时,水文界的一致意见是:以南源玉带河为汉江源头。 箭竹岭新汉源 三千里汉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头,号称中国的多瑙河。如今,作为“南水北供”中线工程的水源涵养地,汉中成为工业发展受限制地区。 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作为重要的水源地、汉江源头的宁强县及沿线的勉县、汉中、城固、西乡、洋县等,为了确保“一江清水送京津”, 积极关停污染企业,限制开发矿产资源,认真整治沿江环境, 380 万汉中人民为此牺牲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综上所述,地名与文化资源,本身是文化的积累与沉淀,一般在历史上早有定论。为什么早有定论的汉江源头会发生地域之争呢?其实还是一些地方的名利思想作怪。君不见,如今关于历史名人、名牌产品产地之争常见之于新闻媒体,甚至起诉到法院裁决。如轩辕皇帝祭拜地的“陕西黄陵、河南新郑”之争;炎帝故里的“陕西宝鸡、山西高平”之争;诸葛亮躬耕地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之争;名酒杜康的“河南汝阳、陕西白水”之争等等,无不折射出一些人违背历史、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谣言止于智者。”笔者斗胆建议,有关方面理应出面,宣传汉江源头早有定论,无聊炒作当止。   ...
汉中十大文化符号解读
 
      十大文化符号之一:【汉】     华夏文明体系中,“汉”具有为许多庞大事物命名的功能。银汉、汉水、汉中、汉朝、汉族、汉语、汉字……形成了一个以“汉”命名的系统。这使“汉”成为具有强大神性力量和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字符号。     神性力量来源于古老的天地感应观念。古人的认知中,横亘天空的银河与横卧黄河长江之间的汉水,形成天地对应关系。汉水的源头之地、上游之城汉中,自古被赐予“天汉”美称,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汉书》记载,萧何正是运用这种神性力量,以“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巧言说服,才激发起刘邦到汉中开辟战略基地夺取天下江山的雄心。大功告成之后,就以具有神性力量的“汉”字为新王朝命名。     大汉王朝建立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古老的华夏民族在汉朝之后逐步被称为汉族,语言、文字也统称为“汉语”“汉字”,这与大汉王朝的创建与强大,与作为大汉王朝发祥之地的汉中,与具有神性力量的汉水,有着符合逻辑的血脉关系。     中华文明史,浩浩五千年。在文明流转进程中,汉朝无疑是重要的历史拐点之一。它延续华夏文脉并开创新的格局。以“汉”为象征符号的华夏文化,带着银河的辉光和汉水的神性矗立在世界东方。她血脉永续,希冀新的复兴,新的辉煌。     十大文化符号之二:古栈道【石门栈道)】     汉中境内共有七条古栈道。其中四条贯穿秦岭,从西向东依次是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三条贯穿巴山,从西向东依次是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     古栈道蜿蜒如历史。它是先辈们的智慧结晶,是建设者的生命丰碑,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宏大创造,是集密累积华夏文化的高地。金牛道蜿蜒秦国伐蜀的历史传说,潜隐着古代修建古栈道的悲壮场景和英雄故事。荔枝道扭结着“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唐代故事。著名的褒斜道和陈仓道是西汉故事和三国故事的大舞台。位于褒斜道南口的石门隧道,是人类交通史上第一条人工隧道,具有开创性意义。石门累积的书法文化,光耀青史,润泽万代;其中的《大开通》、《石门颂》、《石门铭》在书法史上有集大成和开后世的崇高地位。     古栈道是汉中人实现秦巴大开通梦想的精神象征;其内涵包括开拓进取、勤劳智慧、坚忍不拔等元素。栈道精神为当代汉中人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源泉、智慧源泉。     十大文化符号之三:【龙岗文化】     走遍汉中大地,处处都可以见到史前社会留下的遗址。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南郑县梁山脚下出土的龙岗文化。     龙岗文化包括两个文化土层。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充满浑朴天趣的龙岗石器,说明至少120万年前,中华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与大熊猫、剑齿象、羚羊共同生活,繁衍生息。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鱼纹彩陶盆、人面彩陶壶、兽头尖底瓶等精美的陶器,展示了约7000年前先民们的生活状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美的追求以及达到的审美高度,至今令人惊叹。     美国考古学家阿金斯教授赞叹龙岗旧石器时代文化:“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根。”国内一些知名历史学家指出,同黄河、长江流域一样,汉水流域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汉中文化符号之四:【拜将坛】     汉中城南的拜将坛,是韩信拜将纪念地。     就在这一抔汉土之上,刘邦塑造了举贤任能的领袖形象,韩信则展示了俯瞰天下的雄才大略。     古道追韩信,筑坛拜大将。那一场挽留英雄的夏雨定格在《史记》、《汉书》的历史眼光之中;那一轮照彻古今的月光成为经典的艺术原型,被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反复言说。精彩的历史故事把事业成败与用人之道的关系呈现得入木三分,成为后世政治家、军事家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     拜将坛最高处,矗立着一尊韩信塑像。比拜将坛最高处还高的地方,矗立着领略不完的成败奥秘,矗立着意味无穷的用人之道……     汉中文化符号之五:【张骞】     历史选择汉中人张骞作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小盆地展示了大胸襟,小流域流出了大气魄。     他是从散发泥土芳香的绿色盆地出发的。秦巴山水阻隔不了他包容天下的胸怀。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张骞跋涉的长途中,自然的大气象大景观和他人生的大气象大景观遇合对应。     十余年持节不变,他坚韧、忠诚;在异乡顽强生存,他有变通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智慧;带去东方物产,带回西域物种,他实现了生命交流、文化交流;走了最远的路,走了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他具有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     每个民族都会以不同形象面对世界。张骞为我们塑造了胸怀博大、精神雄健、意志坚韧的民族形象。这是我们民族曾经拥有的形象,也是改革开放时代需要重塑的形象,更是处在最好发展时期的汉中应该葆有的形象。     【汉中文化符号之六:定军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位于勉县境内的定军山,海拔高度不过六百余米,却因为它占据的历史高度而名闻天下。“黄忠刀劈夏侯渊”的历史活剧是定军山成为名山的华彩开篇。古代政治军事智慧的集中体现者、勤政廉政的典范人物诸葛亮归葬定军山下,更为这座名山增添了廉政、勤政、忠义、智慧的光环,他的经典话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一代伟人的精神写照垂范千古。     定军山,不仅在历史坐标上是一个鲜明的点,在艺术坐标上也放射出耀目光芒。京剧《定军山》就是根据定军山的历史故事创作的经典作品。更值得一提的是,1905年11月诞生的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纪录片性质的京剧《定军山》,由须生泰斗谭鑫培主演,距今已经一百多年。     汉中文化符号之七:【石门十三品】       一条穿越时空的大动脉——褒斜古道,沧桑古道上一座世界第一的人工隧道——褒谷石门。往昔,无名的书圣、卑贱的工匠披荆斩棘、临险攀岩,把历史的精彩、艺术的精华、自由的精神,纪录、书写、雕凿在石门及周边百尺崖壁上。石门——历代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圣地,中华书法艺术的宝库,一部立体的中国书法艺术史。《大开通》、《石门颂》、《石门铭》曾令康有为、于右任顶礼膜拜。我们翻阅《辞海》,无意间便可领略汉隶精品《石门颂》的神韵。石门十三品,艺术宝库中最璀璨的瑰宝。     汉中文化符号之八:【朱鹮】     展开云霞一般的翅膀,有“东方宝石”之称的朱鹮从秦岭的绿色中飞来,向世界展示她的高贵和美丽。     曾经是一个濒于灭绝的家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秦岭南麓发现7只朱鹮的消息,引起了全世界绿色环保组织的热切关注。是汉中这块土地为人类保存了这份独有的美丽。现在,朱鹮家族已经繁衍到三千多只。     朱鹮、大熊猫、羚牛、金丝猴……,这些珍稀动物选择汉中为它的家园,是因为汉中有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世界同纬度地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块土地对于万物的怜悯和善意……     汉中文化符号之九:【汉调桄桄】     “击瓮叩缶、弹筝搏髀”唱出秦声原始的粗犷豪放、苍劲高亢;曾经的秦腔,吼出八百里秦川历史的苍凉与家国的兴亡。随着先民们穿越秦岭艰难的步履,“桄、桄、桄”的梆子声传遍秦巴山地、汉水河谷。南国之水的润泽使这古朴的乱弹婉转柔美、韵味悠扬。欢音、苦音,快板、慢板,生、旦、净、丑,文唱、武打,演绎着鲜活的历史、展现着纷繁的世事、诉说着悲喜的人生。植根于秦巴沃土的艺术之树——汉调桄桄,老树新花,盛世绽放,文化遗产,传唱千年。     汉中文化符号之十:【汉中仙毫】     1915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贵州茅台荣获金奖。     2013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汉中仙毫荣获金奖。     两种高贵的饮品相隔一个世纪之后,在国际舞台相遇拥抱,让世界品尝中国的好味道。     酒神茶仙一相逢,便陶醉世人无数。     三千年的贡茶;一千年的和亲茶;六百年的茶马道;岁月锻造,文化陶冶,科技创新,浓缩出汉中仙毫的高品质,成为中国绿茶的新秀。     “水在天上流,云在脚下跑。春风春雨春花开,采茶姑娘上山来。”和着汉中茶歌,茶圣陆羽似乎又来到汉中,他捧着《茶经》,在巴山之巅反复咏叹:“茶,南方之嘉木,巴山峡谷生焉。” ...
汉中——古代中国西部交通枢纽
 
      位于秦岭巴山之间的汉中,自古就是山川通达之处,天下形胜之所,兵家必争之地。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汉中志》中说:“其地东接南郡,南接于巴,西接武都,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南宋人张浚曾上书宋高宗曰:“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古代荆楚文化、秦陇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碰撞融合之地。从先秦到明清,汉中有多道路通往各地。向南有翻越巴山通往巴蜀的荔枝道、米仓道、金牛道;向西有翻越西秦岭通往秦陇的祁山道;向北有翻越秦岭通往关中及中原地区的陈仓道、褒斜道、灙骆道、子午道;向东有横贯东西通往荆襄、连接长江的汉水航道;西部的还有自北向南的嘉陵水道。汉中人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汉中又是丝绸之路的源点城市。汉中也是从长安到成都、昆明、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是北方茶马古道的起点。汉中位于这些水陆通道的中央,是古代中国西部名符其实的交通枢纽。这些道路为古代中国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自李白《蜀道难》诗出现之后,中国人心目中就有一个印象,认为从中原、西北通往四川的蜀道真是“难于上青天”的畏途。位于各条秦蜀古栈道之中的汉中也被人们认为是落后、闭塞、荒凉之地。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虽然蜀道蜿蜒崎岖、坎坷难行,但并不是李白夸张的那样“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自有文明史以来,地处西南的巴蜀地区的中华先民就与中原河西北西北地区的各部族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陈仓道     陈仓道因古陈仓县而得名。这条道路的起点在今宝鸡市陈仓,从陈仓出发向西南登秦岭,出大散关,沿嘉陵江上游河谷至凤县。这条古道在命名之前就已经是秦蜀沟通的重要道路。陈仓道曾演绎了无数金戈铁马的历史活剧。     中国上古时期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及尧、舜、禹各个时代各部族的人们主要活动在中原地区。比如历史上的夏朝的疆域就很小。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认为:“夏之疆域,东似不能过郑州,西似不能过华山,南似不能过伊水流域,北似不能过今天山西长治县”。但是建立夏朝的开国之君大禹曾任舜帝的司空之职,因治水有功而获得天下的爱戴后建立夏朝。大禹则出生于西南的古羌族,而《史记·夏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司马迁还列出了大禹的族谱世系,黄帝——昌意——颛顼——鲧——大禹。唐代张守节所撰的《史记正义》云:“父鲧妻脩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长,本西夷人也。大戴礼云‘高阳之孙,鲧之子,曰文命’。杨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於石纽’。”唐初李泰主编的《括地志》云:“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华阳国志云‘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在中国古人看来,三皇五帝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祖先,就连长期与中原人为敌的匈奴人也与华夏民族有共同的祖先,《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自然出身于羌族的大禹也属于正统的华夏民族。尧、舜、禹时代,中国人口的迁徙范围就已经很大了,出生于西南蜀地的大禹到舜帝的都城(今山西省永济县境内)作司空,可见人才流动的范围之大。这样远距离的人才流动,自然有流动的通道。大禹和他的父亲鲧就是从川西北翻越巴山、秦岭到达中原地区的。据《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曾到汉水源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使得汉中地区进入农业文明时期。大禹从舜帝的都城来到汉中,应该是再次翻越秦岭。     《华阳国志·蜀志》中有古蜀国国君“卢帝攻秦,至雍”的记载,说明那时的蜀国非常强大,其军事力量能翻越秦岭到达渭水流域。而蜀军攻至秦地,必然经过汉中地区,并翻越秦岭。卢帝率领的蜀军的攻到雍城(今陕西凤翔),其进军路线应与后代的陈仓道、嘉陵道相一致。     汉高祖刘邦采用韩信之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出散入秦夺取关中。曹操翻越大散关,平定氐羌,夺取汉中。诸葛亮陈仓道出兵北伐曹魏。安史之乱唐明皇仓皇西逃,陈仓道雨打梧桐,悲泪霖铃。     二、褒斜道     褒斜道是秦蜀古道中最著名的道路,也是北栈中较为平坦的一条。其经行路线大致为:自古长安经户县折西过周至、眉县,由斜谷口入秦岭,沿斜水东侧南行,经鹦鹉嘴、下寺湾,越老爷岭入桃川谷,西过灵丹庙、杜家坪,登五里坡,进入褒水上源之一的红岩河上游(今太白县城所在地嘴头镇),再折向西南行,经两河口、关山街、古迹街、西江口镇、孔雀台、马道镇、褒姒铺,穿石门或越七盘岭出褒谷口,经褒城到达汉中。《华阳国志》引《蜀志》称其始通于三皇。《读史方舆纪要》称:“褒斜之道,《禹贡》发之,而汉始成之”。是秦汉时期咸阳、长安通往陕南、四川的主要驿路。     西周初年,周天子使臣来汉中祭祀旱山,留下著名的诗篇《大雅·旱麓》。周幽王时,周朝发兵进攻褒国,褒国国郡献美女褒姒而免去兵祸。     《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载了周显王时,蜀王与秦惠王相会与褒谷之事。蜀王能率大军与秦惠王大军相会于褒谷,说明巴山、秦岭中已存在了可以调动大批军队的通道金牛道和褒斜道。战国时期秦国实行南进计划,逐渐吞并蜀国,有计划地修筑这条栈道,《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史记》所说的就是褒斜道指的就是褒斜道。后世多次对褒斜道进行修筑,东汉永平年间褒斜道上开凿的了世界第一条人工隧道石门,后代石门周边出现了上百通摩崖石刻书法作品,其最著名的是石门十三品,褒斜石门成为世界书法艺术的宝库。     褒斜道也曾发生了中国军事史上无数著名的战争,如建安二十四年春,曹操率军从褒斜道进军汉中,与刘备蜀汉军对峙汉水后无功而返。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声东击西,声言从褒斜道进攻郿,而出兵祁山道,因马谡失街亭,诸葛亮兵败,赵云、邓芝据守褒斜道箕谷以作策应。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率兵由褒斜道进攻曹魏,与司马懿对峙五丈原,秋八月病死前线,后杨仪、姜维率军沿褒斜道撤军。     陆游从戎南郑期间还曾多次经褒斜道翻越秦岭到关中侦察敌情。他在《忆昔》一诗中说:“屡经汉帝烧余栈,曾宿唐家雪外城。”诗人还在临终前一年所写的《远游二十韵》中说:“筑坛访遗址,烧栈想烈焰。……旧史所登载,一一尝考验。”     后修建的连云道连通了陈仓道和褒斜道,明清以降,从宝鸡经凤州过留坝至褒谷口接金牛道成为川陕间最重要的通道,许多文人骚客如郭元柱、何景明、王士祯、郑日奎、张问陶、林则徐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诗篇,可以说这条道路是诗歌之路。     三、灙骆道     灙骆道是古代汉中与关中交通又一重要通道。灙骆道北口骆谷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南口灙谷在今洋县北,又称骆谷道。从周至骆峪关沿骆峪入山,经厚畛子、都督门翻越兴隆岭至华阳,到华阳后,又有不同的路径到洋县,一是翻越牛背梁,至铁河沿灙水出灙水谷口到洋县,此路路程较近,但因翻越山脊,道路较险。一是沿酉水至茅坪、八里关到洋县。灙骆道翻越秦岭时最靠近主峰太白山。《水经注》载:太白山“于诸山、最为秀杰,冬夏积雪,望之皓然。”途中要翻越太白山周围的五、六座险山峻岭,路途山高水险、荆棘遍野、渺无人烟、猛兽出没,是所以翻越秦岭道路中最捷近也最艰险的一条。     灙骆道三国时期就是魏蜀之间的一条战略通道。但由于道路太险,这条道上发生的战争并不太多。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曹魏正始五年(244),魏大将曹爽从长安率兵六七万人入骆谷道伐蜀,进入骆谷道数百里后,因山路崎岖艰险,运输后勤物资的牛、马、骡、驴死伤甚多,加之蜀军已有防备,据险设伏,使曹爽无法进军。曹爽只得听从参军杨伟的建议从骆谷撤军,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三国志·姜维传》记载:蜀汉延熹二十年(257)年,魏国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姜维乘魏国之虚从骆谷道发兵攻魏,进军到渭水边的芒水。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朝廷征调民力整治疏通了灙骆道,在北口设置了骆谷关。唐代是灙骆道通行条件最为完备的时期,灙骆道上也有三十里一驿站,十里一邮亭之说。唐代有许多重要的人物在这条古道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唐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泾原兵变,叛军占领长安,朱泚称帝。唐德宗李适经灙骆道过洋州仓荒逃到汉中。李晟等将领平定叛乱后,李适回到长安后下诏改改梁州为兴元府。据《资治通鉴》记载:“用帝王年号令府名始此。又升南郑为赤县,又日次畿县,与京畿长安县同等”。唐德宗长女唐安公主时年23岁,因经受不了一路的风雨,到洋州后不久暴病身亡,安葬在洋州40里的马畅镇。     唐代宗永泰元年寒冬十一月,岑参离开长安经灙骆道到四川赴任嘉州刺史。途中曾作《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汉川山行,呈成少尹》描写灙骆道之险恶。诗人在《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诗中描写了骆谷道的险恶及秦岭深处独特的风光。骆谷道中千崖万壑、林木苍莽,山崖壁立千仞、道路纡回曲折,冬日的坚冰使得车轮打滑行进艰难,密集的竹林常常挂住行军的旗帜。进入山林中天昏地暗分不清早晚,行走在山崖悬空的栈道上令人心惊胆颤。山中的飞雪冻得马都缩卷了毛,凛冽的山风吹在身上如同刀割一般。仰望攒集的山峰直插云霄,直到正午时分山谷中才能见到一线阳光。晓行晚宿、十分辛苦。山中的景色十分奇异,潺潺的泉水流入石罅之中,雷电劈打使千年古松树心枯焦。     唐宪宗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任监察御史的元稹奉命经灙骆道前往剑南东川查办节度使严砺及属官任敬仲等人的贪渎案。诗人过秦岭时作《使东川·南秦雪》描写春天秦岭灙骆道风光,诗云:“帝城寒尽临寒食,骆谷春深未有春。才见岭头云似盖,已惊岩下雪如尘。千峰笋石千株玉,万树松萝万朵银。飞鸟不飞猿不动,青骢御史上南秦。”     唐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灙骆道失去官驿大道的地位,逐渐衰落,但明清之际,灙骆道一直都是商贾行旅的一条重要道路。     四、子午道     子午道是由长安向南进入秦岭子午谷,翻越秦岭通往汉中、安康以及巴蜀的一条重要谷道。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后,项羽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今汉中市汉台区),四月刘邦无奈地率军到南郑。关于刘邦入汉中的路线,《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从《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看,刘邦入汉中时所走的道路是由杜南过蚀中到汉中的道路。这条路就是子午道。《史记》中所说的杜南,是指汉代杜陵县之南,在今西安市东南,杜陵县曾是西周时期杜伯的封地,秦国曾建杜县。《史记》集解的解释说“蚀,入汉中道川谷名。”《汉书·王莽传》说:“(元始五年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石门颂所说的“道由子午”印证了《史记》关于刘邦入汉中路线的记载。出散入秦正是韩信向刘邦献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进军关中的又一表述。汉初之际,翻越秦岭的子午道就成为长安直达汉中的重要通道。     这条道路上也发生过多次战争,如三国时期蜀后主延熙七年(244)春,魏大将曹爽率步骑10余万伐蜀,兵由骆谷、子午道并进,蜀大将王平曾建议派兵阻截于黄金、兴势山等地。东晋永和十年(354)桓温率兵由武关道北伐前秦,命梁州刺史司马勋从子午道北进策应。     子午道上最著名的战争是宋金之间的饶风关之战。绍兴二年(1132)末,金将撒离喝为占领汉中、川北的“剑外十三州”,派兵从秦州、熙和等地向和尚原进发牵制吴玠的宋军主力。金军主帅撒离喝率军迂回长安东南经商州直取旬阳,进攻金州(今陕西安康)。绍兴三年(1133)二月,金军占领金州(今陕西安康)后,直扑洋州。兴元知府刘子羽得知金州失守,急派统制官田晟率兵扼守饶凤关(在陕西石泉县西北),阻击金军,并驰报吴玠求援。吴玠当即率数千军自河池(今甘肃徽县)“日夜驰三百里”赶赴饶凤关。同时,金、均、房州安抚使王彦所率领的八字军和洋州(今陕西洋县)义军共3万余人也赶到饶凤关抗敌。二月初五,金军在完颜杲督令下,人披重甲,登山攻关。吴玠令所部及前来增援的宋军凭借险要地势,以强弓劲弩,轮番发射,顽强坚守六昼夜,金军伤亡惨重,屯兵关下。十一日,吴玠部下一名因违犯军令的下级军官投降金人,引金军沿山间小路绕到饶凤关后的高地。金军居高临下,前后夹击饶凤关宋军,宋军腹背受敌。宋军支持不住,纷纷溃退。吴玠“斩之,不能止。”只好收拾残部退守西县(今陕西勉县西),王彦率军退守达州(今四川达川市)。刘子羽坚壁清野,金军攻城前,撤离百姓,焚烧兴元城后率余部退至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十三日,金军攻入兴元府。后来金军因粮草不继、无所掠夺、杀马而食。加之疾病流行,刘子羽凭险据守潭毒山(在今陕西宁强阳平关附近),吴玠屯兵仙人关,金军进退维谷,不得不从褒斜道撤离汉中。在武休关又遭遇吴玠伏击,损失惨重。     五、金牛道     金牛道是汉中与四川交往的一条最重要通道。这条道路从汉中城北褒谷口向西,沿汉水河谷过勉县至嶓冢山下的金牛驿(今宁强大安镇烈金坝村)。后代道路有所变化,一是向翻越五丁关过宁强城经七盘关到广元,过剑门关到成都,一是向翻越汉水和嘉陵江的分水岭嶓冢山到阳平关乘船到昭化,过剑门关到成都。     关于这条道路初名应是石牛道,关于石牛道之名的来由,有个非常生动的石牛粪金的故事:《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王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蜀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水经注》也有类似的记载,《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来敏《本蜀论》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厥盖因而广之矣。”《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载了五丁开关之说。“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川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李白《蜀道难》诗中“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今108国道宁强五丁关之名由此而来。这条道路修建前,已是汉中与四川之间重要的通道,只是战国之际修建后,更加便捷、通畅。石牛道修通之日,便是蜀国灭亡之时。《华阳国志·蜀志》说:“周慎王五年(前316)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遯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逄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孙启祥先生认为,石牛道改名金牛道,是从唐代开始的,《元和郡县志》记载:“武德二年,分绵谷县通谷镇置金牛县。”后有金牛道之称。     金牛道是川陕间最重要的通道,历朝历代,这条道路上爆发的血雨腥风的战争、演绎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吟咏的诗词歌赋不胜枚举。     六、米仓道     米仓山属大巴山的一部分,位于川陕边界。米仓道因翻越米仓山而得名。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米仓道。自南郑而南,循山领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为米仓道。”     据一些学者根据出土的甲骨文研究得出结论,早在公元前13世纪, 中国最早的女性政治家、军事家妇好与其丈夫武丁妇好曾征率军征讨褒、蜀、巴方,鏖战于汉中。武丁妇好能率大军翻越秦岭到汉中,说明那时已修筑了能通过大军的道路。巴人到汉中,必须翻越米仓山,汉中通往巴的道路追溯到商朝武丁时期。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之时,就有庸、巴等方国人参与。《华阳国志·巴志》也说:“周武王伐紂,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⑸     居住在大巴山区的賨人(巴人的一支)是中国古老的射虎民族,《华阳国志·巴志》说:“专以射虎为事。……故世号白虎复夷。今所谓  头虎子者也。”这个民族剽悍骁勇、能征善战,曾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楚汉相争之际,賨人在阆中人范目统率下,手执弓弩、板楯(由于賨人常用板凳为盾牌,所以又称板凳蛮)高唱战歌,跳起激越的巴渝舞,向三秦军冲杀,所向披靡。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封范目为长安建章乡候,意在留住这支賨人军队护卫长安。但賨人思乡心切,希望回到巴蜀地区生活,刘邦先将范目改封为阆中慈乡侯,范目不愿接受这一封号,又将将范目改封为度沔县侯,让賨人驻扎在汉家发祥地汉中勉县。     《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地生产的许多土特产自古就是向中央王朝进贡的物品:“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这些物资从巴地运往长安,必然要翻越米仓山经汉中中转。     米仓道应该是从汉中翻越米仓山的道路的统称,其道路有多条。     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建安二十年征张鲁,七月夺取阳平关后,曹操大军迅速占领南郑(今汉中市城区)。张鲁翻越米仓山逃往巴中,十一月出巴山向曹操投降。张鲁逃跑的路线就在今天的南郑大河坎至牟家坝、小坝至四川南江的道路,这条路上今天还有张鲁营的地名。这条道应是汉中通往巴中的主要道路。而在这条道路的西面,还有一条容裘谷道。《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上》记载:“沔水又东径西乐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险固。城侧有谷,谓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獠,诸葛亮筑以防遏。”这个东乐城并不是后代的城固。根据《水经注》的描述,容裘谷应是今天勉县漾家河。从漾家河溯流而上,可到南郑,翻越米仓山到南江。今南江的牟阳古城,大约就是《水经注》中所说的诸葛亮所“筑以防”的小城。《三国志·武帝纪》和《三国志·张郃传》都记载了曹操平定汉中之后,派张郃率兵进攻巴东郡、巴西郡之地的记载,“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汉中。”张郃进攻巴东、巴西,也翻越了米仓道。南宋开禧二年,吴曦叛宋,引金人入凤州。兴元统帅程松连夜带兵从米仓道逃往阆中、重庆。南宋绍定四年,蒙古入攻入洋州后,分遣其将莫哥自洋州翻越米仓山到巴州(今四川巴中市)。     七、荔枝道     荔枝道是汉中东部通往巴蜀地区的一条古道。这条古道因唐玄宗时为杨贵妃运输荔枝而著名。这条道路的走向大致是从重庆涪陵经垫江、四川的达州、万源,到陕西镇巴、西乡,接子午道达长安,道路全长2000多里。     古巴地荔枝生产有悠久的历史,《华阳国志·巴志》说:“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说:“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向中央朝廷进贡荔枝,东汉就有。《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驿站),五里一堠(瞭望堡),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唐羌接任南海县令后上书朝廷陈述进贡荔枝、龙眼的弊端,汉和帝才下令停止荔枝进贡。宋代苏轼在《荔枝叹》中说:“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新唐书·后妃传》中有关于杨贵妃嗜好荔枝的记载:“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旧唐书·后妃传》则没有这条记载。祝穆的《方舆胜览·卷六十一》引用《图经》的记载说:“相传城西十五里有妃子园,其地多荔支,昔杨妃所嗜。当时以马递驰载,七日七夜至京。人马多毙于路,百姓苦之。”《方舆胜览·卷六十八》引用《洋川志》说:“杨妃嗜生荔支,诏令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香色俱未变。”祝穆引用的两条材料中一说七天,一说三天。看似矛盾,但其实是合理的。祝穆意谓从涪陵到长安送荔枝需七天,到洋州后入子午道,只需三天可到长安。荔枝道兴盛与唐代。     后代许多诗人作诗讽刺唐明皇、杨贵妃的骄奢淫逸、劳民伤财,抨击了千里迢迢进贡荔枝的弊政。晚唐杜牧《过华清宫》吟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宋代诗人晁说之《荔枝送郭圆机戏作》诗吟道:“荔枝一骑红尘后,便有渔阳万骑来。”     宋代荔枝道已不是官驿大道,原先的邮亭驿站已经破败。《方舆胜览·卷五十九》引用常氏《马鸣山记》的记载说:“水航于蜀,陆肩于雍,持金易丝枲者不绝于道。”祝穆《方舆胜览》的记载说明从达州到陕西的荔枝道是只能肩挑背驮的山间道路了。明清时,荔枝道成为川陕往来客商的重要道路,此道再度兴盛,川陕客商来往于这条路上,贩运的货物有盐、茶、丝、麻,各种山货,《三省边防记》称荔枝道为“川陕要道”。现今荔枝道上仍保存着许多古道遗迹和传说。     八、祁山道     祁山道从汉中西行至略阳,向北翻越青泥岭(或溯嘉陵江而上至白水江、经大河店)到甘肃徽县,沿西汉水过成县、西和,翻越祁山,经礼县达天水的道路。祁山道开通的历史非常悠久。天水师范学院的苏海洋、雍际春先生认为从夏代就有了经天水、陇南进入四川盆地的线路。而从天水经陇南到四川包括汉中的路径,在秦汉时期十分成熟。东汉建宁三年,李翕任武都郡太守,知本郡通往梁州、益州道路上有鱼窍峡峡谷逼仄、山势险峻、道路险恶。李翕率部属整修鱼窍峡道路。路成后,下属摩崖刻石记述李翕的生平颂扬了他率领民众开通鱼窍峡道路、为民造福之德政。这记述李翕功绩的《西狭颂》摩崖石刻是举世闻名的《汉三颂》之一李翕所修西狭路则是祁山道的一部分。李翕还于建宁五年疏浚了西汉水河道,重修了嘉陵江边的郙阁栈道,有《汉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简称《郙阁颂》摩崖石刻记述此事。     《三国演义》说诸葛亮六出祁山,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一生只有五次北伐。兵出祁山只有两次,第一次北伐建兴六年春,出祁山,动静最大,因马谡失街亭而功亏一篑。第四次北伐建兴九年二月兵出祁山,粮尽退兵,于青封设伏射杀张郃。     古代从汉中向西经祁山道也可连接到丝绸之路,是汉中走向西域的又一通道。     九、北方丝绸之路的源点     汉中也是丝绸之路的源点城市。汉中人张骞用双脚丈量了从长安到西亚的沙漠、戈壁、雪山、草原,让西域各民族看到东方民族的果敢、坚韧、诚信。他把中国丝绸、瓷器、铜器及冶铁、开渠等技术传到西方,带回了西域的葡萄、核桃、石榴等,使天马、骆驼、狮子陆续来到中国。他让中国人欣赏了西方音乐、舞蹈、绘画艺术的精彩。他凿空丝绸之路,使中华文明与古罗马文明融汇交流。张骞,两千一百多年前从汉水之滨走出的年轻人,让世人看到汉中人的广博瞻望、胸怀天下。汉中既可以通过翻越秦岭的陈仓道、褒斜道、灙骆道、子午道与北方丝绸之路相连接,也可以经祁山道翻越西秦岭抵达秦州(今甘肃天水)与丝绸之路连接。     十、南方丝绸之路的节点     汉中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西域古国,在中亚阿富汗一带)国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听大夏人说这些中国商品来自身毒(印度)。说明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民间已经形成一条从成都经西南过印度通往中亚、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张骞比较了北方与南方通往西域的道路的优劣,认为南方通往西域的道路有许多便捷之处,“从蜀,宜径,又无寇。”汉武帝听从张骞的建议,下令派四路使者,“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以期打通从西南到西域的新道路。在张骞出使西域前,司马迁担任郎中时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而在司马迁之前,汉武帝曾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出使,交通西南夷,使西南少数民族内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厓、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司马相如打通的这条道路就是从长安出发,经由汉中、成都到云南各地,而后到东南亚、西亚各国的南方丝绸之路。     十一、北方茶马古道的起点     汉中也是是宋明茶马贸易中茶叶的重要的集散地和贸易的中心城市。汉中南部的巴山自古物产丰饶,并且是是茶叶的重要产地,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西周时汉中巴山茶就是向中央王朝进贡的物品。唐代汉中茶叶又是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绢马贸易的重要物资。     宋代国土大面积缩水,产马的西北华北、东北草原多被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及后来崛起的蒙古王朝占领。马是冷兵器时代军事作战中重要的战略装备,禁止私人交易茶叶。神宗时实行“茶马法”,大量收购茶叶运往西北换马。汉中府属县所产茶叶因其质优、产量大,路途近,转运捷便倍受重视。熙宗十年(1068)特设茶马司于汉中,收购茶叶运往熙河(今甘肃临洮)换马。《宋史·食货志》载:“汉中买茶,熙河(今甘肃临洮)易马”。据《舆地纪胜》所引用的《中兴小历》记载:南宋建炎之后在川峡地区设立了两个“茶马司:一在成都,一在治兴元府。兴元的茶马司主要收购汉中川北之购,至购买西和之宕昌寨,阶州之峰贴峡等处的马。今甘肃陇南等地的茶马古道,其源头在汉中。由汉中起源的北方茶马古道向北一直可通河湟地区,并翻越祁连山与河西走廊上的丝绸之路连接。     十二、汉江水道     汉江发源于汉中宁强,自西向东横贯汉中东西。这条河流对应着天上银河,古称天汉,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一条文化河流。中华民族许多最古老的神话传说如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华胥氏诞生等就产生于汉水流域。汉水流域也是中国农耕文明最早成熟的地区之一。《尚书·禹贡》说:“嶓冢导漾,岷嶓既艺。”汉水又是沟通中国东西的水上通道。汉水的航运从战国时期就开始了,《战国策·燕策二》说:“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这段话是以秦王口吻对楚国人说的。说那时秦国的军队从汉中乘船离开巴山,顺汉水而下,四日便可进入长江中下游的五湖地区。     明清之际汉中的航运十分繁荣,汉中及关中、甘肃的生漆、木耳、药材、桐油、生姜、竹木等土特产经汉中运往汉水下游,汉口的棉布、沙糖、烟草、染料及日用杂货运往汉中,再转运川北、陇南、关中。清代诗人王士祯康熙十一年(1672年)受命典四川乡试,他于这一年闰七月到汉中,在《汉中府》一诗中这样描述了汉中码头繁忙的运输景象,“万叠云峰趋广汉,千帆秋水下襄樊”。     随着现代公路、铁路的修筑和水利大坝的修建,汉江航道被人为割断,今天的汉江已不再有当年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景象了。     十三、嘉陵江水道     嘉陵江上游的水运自东汉时期就已形成。东汉时期虞诩任武都太守时为了防御羌人叛乱,加强驻军的后勤供给,疏通从略阳到成州的嘉陵江航道。据《后汉书·虞诩传》记载:“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辩数十里中,皆烧石剪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诩始到郡,户裁盈万。……盐米丰贱,十倍于前。”     唐代中期兴州刺史严砺再次疏通嘉陵江水道,柳宗元的《兴州江运记》详细记叙了这次疏浚的情况。由于嘉陵江两岸“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颠沛腾藉,血流栈道”。疏浚的艰难其情形可想而知。人们采用“转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醋,摧其坚刚,化为灰烬”的方法清除水道中的巨石,疏浚水道。严砺疏浚二百里水道后,嘉陵江边兴州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     南宋时期嘉陵江上游的水路运输是宋军的重要的后勤补给线,当初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时,宋军就是靠这条水路补给前线宋军后勤物资的。这条水路可以通航到鱼关。鱼关在今甘肃徽县东南,是嘉陵江上的第一个水运码头,也是军需物资的中转站。钱仲联先生引用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记载:“嘉陵江,<图经>云:‘其源出大散,至鱼关,始通舟楫。’”为大散关前线的将士运送粮草、武器等军需物资的船只常常云集在鱼关码头。陆游多次沿嘉陵江到鱼关,他用诗歌记述了鱼关军运的繁忙景象,“千艘冲雪鱼关晓”(《纵笔》其三)、“千艘粟漕鱼关北”(《怀南郑旧游》)。诗人还在距鱼关不远的秦岭深处的小县两当住过一晚,他在晚年回忆南郑经历时吟道:“乱山古驿经三折,小市孤城宿两当。”(《雪夜感旧》)     虽然今天在嘉陵江上游已经看不到桨影船帆,但略阳县城的江神庙及嘉陵江边依然传唱的嘉陵江号子便是古兴州码头繁忙的见证。嘉陵江航运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     综上所述,可以说古代汉中是中国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     今天的汉中,逐步形成高速、快捷的立体交通网。汉中城固柳林机场已开通飞往京、沪、深的直达航班。公路交通并形成京昆、十天、宝巴高速为主干,108、210、316国道及其他省道、县道为辅助公路网。已有的阳安铁路和即将建成的西成高铁、汉巴渝高铁连接襄渝、宝成、西康、兰渝铁路,使汉中成为西部铁路网中重要的枢纽站。位于西安、成都、重庆、兰州、武汉等大都市之间的汉中区位优势已经显现,将再次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     参考书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 汉书[M] .杭州:浙江出版社,2000.     [3]陈寿.三国志[M]. 杭州:浙江出版社,2000 .     [4]范晔.后汉书[M]. 杭州:浙江出版社,2000 .     [5] 孔融等.建安七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常璩著.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7]郦道元著.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李白.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1]杜甫.杜甫全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 1996 .     [12] 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3]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4]祝穆.方舆览胜[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1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16]严如熤.汉中府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17] 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M].北京:中华书,2004.     [18]李青石.鸿泥雪爪觅诗痕[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19]李青石.行吟在诗意时空[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
《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后记
 
       嘉陵江系万里长江第二大支流,是中国历史上多次与国家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密切相关的南北流向大河,也是我大半生学习、工作的主要地理空间。其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意义,我已经在2012年2月9日《光明日报》上作过阐述。故乡汉中盆地地处汉水上游,水文地理上实际上也与嘉陵江流域相交集,嘉陵江主干道即纵贯今日汉中市的略阳、宁强二县。十年前,我于四川大学博士毕业后,作为重点学科人才引进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最年轻直辖市重庆。执教的西南大学又恰好位于嘉陵江下游的缙云山下,地貌学上著名的“嘉陵江小三峡”即近在咫尺。回想起来,孩提时的我即对这条从秦岭深处流出又向四川流去的大江充满神秘感,在后来去西安、成都读大学、读博士时,每每会在宝成铁路的绿皮火车上深情凝视穿越秦巴山地、隐现在群山峡谷中的蜿蜒河道,总想多看一眼嘉陵江的深峡野渡、白云院落以及不知名的芳草野花,遗憾的是火车大部分在群山隧道中穿行,而且大多是在夜间,嘉陵江的倩影往往在茫茫夜色中一闪而过,难睹真容。 2009年10月,我申请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评审通过,获准立项。从那时起,“嘉陵江流域”在此后数年内成了我与课题组科研攻关的关键词和“思维轴心”。六年间,我与主要由自己指导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生组成的课题组先后进行了三次较大的针对嘉陵江的历史地理野外考察,足迹远涉嘉陵江上游支流西汉水流域的甘肃天水西和、礼县,陇南的徽、成盆地,陕西宝鸡嘉陵江正源的大散关和嘉陵谷及四川苍溪大获城与南充青居宋蒙古城堡。曾在烈日炎炎的盛夏去查看过四川广元的白龙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和昭化桔柏古渡的现状今貌,也曾在山风萧瑟的深秋与研究生远赴陕西汉中宁强一道艰辛跋山涉水考察汉江发源地嶓冢山陡壁悬崖下的涓涓细流,后来又与学生一起亲自驾车考察过今日南充仪陇境内唐代新政县故址和嘉陵江离堆遗址。实地考察结束后,又与课题组在浩如烟海文献资料中披沙沥金,爬梳有关嘉陵江的文献记载,编写研究纲目,分工协作,在2014年秋完成初稿。 在这期间,我及课题组成员先后在《光明日报》、《地理研究》、《长江文明》、《中国人文田野》、《四川社科界》等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阶段研究成果,并应邀参加了在四川、陕西、重庆、甘肃等地举办的相关学术研讨会。2015年项目稿经学校社科处汇总北京送审,获得顺利通过和结题。承科学出版社杨静编辑慧眼看重,早在2014年就将我们这一选题纳入出版计划,但因教学任务繁重,加之2012年起我又通过立项主持了另一项有关唐代石刻历史地理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因此常常顾此失彼,断断续续,难以兼顾。后来又对书稿几经增删修订和章节调整,因此一直拖延至今天方才将书稿交付出版社。至此,我与课题组耗费近六年心血的嘉陵江历史地理研究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是在同名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础上扩充完成的,实际上也是一项集体研究成果。我所指导的三届研究生均先后参加了前期嘉陵江流域的田野实地考察,并在导师的具体指导下承担了分章节的研究和撰写。如今参与课题研究的研究生同学皆已先后毕业,杨霄已经考取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其他同学则分散在国内一些高校、中学就业尽职。每次相聚与通信,总会回忆起我们一起奋战课题的情景,尤其是难忘那些风餐露宿田野考察的日子。这些同学中,尽管由于工作与生活原因,有的已经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但作为当年的导师和课题负责人,我仍然要向年轻的他们表示感谢!同时,这项课题也使得我指导的三届历史地理学研究生从事中受到了学术训练,培养了他们的科研能力,其中优秀者有的已经进入更高历史地理学术机构进行深造,这或许是这项课题的又一收获,也是我十分欣慰的。 在进行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课题研究与考察中,曾经得到过国内不少朋友的关心和帮助。2012年深秋,当课题组去嘉陵江正源地考察时,得到我大学时代同窗宝鸡文理学院石玉平教授、吴毅教授的热情款待,石玉平教授还亲自驾车,克服潮湿大雾天气条件陪同我们深入秦岭腹地的的嘉陵江源头嘉陵谷实地考察;在甘肃天水,受到时任天水平师范学院科研处长雍际春教授的热情接待,并专门请苏海洋副教授陪同我们一起考察了礼县祁山堡和秦州区南齐寿山西汉水发源地;在陕西宁强考察时,时任宁强县人大主任的孙启祥先生(现任汉中市档案局局长)和宁强县方志办的宋文富先生给予了接待与交通方面的大力支持,宋文富先生不顾年迈体衰,亲自陪同我们去金牛峡谷、唐代三泉县遗址和代家坝一带勘察,让我们倍受感动;后来几度在四川南充境内考察与查阅资料,皆得到西华师范大学蔡东洲教授、金生杨教授、蒋晓春教授、赵炳清教授(现河南大学教授)等为我们排忧解难,给予了热情帮助;同事蓝勇教授、张文教授、邹芙都教授、杨光华教授和马剑副教授等同事也在日常研究中给予了关心和支持。学院领导也慷然应允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一定的支持。多少友情温馨情景,犹在眼前,在此一并感谢。 几年来科学出版社的杨静编辑一直热情关心此项目的研究,在书稿的修改方面花费了不少心血,并以一再宽容我们的延期和慢节奏效率,在此我们也要特别向她道一声感谢! 禹迹茫茫,学海无涯。尽管国内目前流行的“立项课题”式学术研究时遭诟病,但在物价居高不下,高校教师仍然囊中羞涩的现有条件下,能够得到国家的立项资助仍然一件幸运的事。时下学风日趋浮躁,对于我们这些在传统学术阵地上坚持守望者而言,无论外界怎样潮起潮落,唯有继续甘坐冷板凳,努力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平,企及所研究问题真理的渐近线,恐怕仍然是真正要前进的方向。虽然是书名为流域综合研究,但限于学力和时限,我们也很清楚本书仍遗留有一些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问题的缺环目前尚难弥补,至于其他没有察觉的缺憾或许更多,真诚希望学界内外朋友批评指正。 (《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一书已由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6 月出版,海内外发行)                                                                                                                 2016年1月9日于重庆北碚  【 作者简介】   马强 ,男,陕西汉中市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秦汉、三国、唐宋史),出土石刻文献、中国地理学史兼及史学理论等。学术兼职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韩国《亚洲研究》通讯编委,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兼聘教授,陕西理工大学“汉江学者”特聘教授,重庆市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四川省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咨询专家,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理事,中国唐史、宋史学会会员。2007年曾在中央电视台十频道担任三国文化节目主讲嘉宾。出版《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知研究》、《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等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业余有诗歌、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发表。   ...
我爱汉中一太守
 
      咱是草民。       草民仰视自己的父母官是咱做人的本分。       在汉中的历代官员中,我最喜欢的是魏晋时的汉中太守李密。爱他,是因为这位汉中太守作为孝子的典范,让中国的孝史鲜活了千百年。再者,如今我和李密一样有着同样的文学爱好。       不过,我是用膜拜的姿态仰望这位喜马拉雅山般的先人。       说到李密,必然提到他的《陈情表》。晋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晋武帝司马炎下诏李密为太子洗马,也就是太子的老师。诏书累下,郡县衙门不断催促,李密一直没去就任。李密想到拖着也不是把办法,便写了一份叫《陈情事衷》的奏折,后人称为《陈情表》。       奏折的大概意思是,皇上,臣李密自幼多灾多难,生下六个月时父亲就去世了,四岁母亲改嫁,由祖母刘氏抚养成人。臣自幼多病,九岁时还不会走路呢,是祖母一手把我抚养成人。朝廷让我作官,我万分感谢皇上的厚爱,可是、祖母毕竟九十有六,而且多病,我怎敢去赴任呢?再说圣上教导我们要以孝治天下,我去赴任,岂不违反了圣上的旨意?思前想后,这官我是万万不能去作的。没有祖母没有我李密的今天啊,我们祖孙两人相依为命,请皇上成全我抚养祖母的心愿。       我只讲个《陈情表》大概内容。如果看原文,你会被李密这篇千古绝唱的散文深深吸引。构思严谨深邃,行文行云流水,情感情深意切。绝了。奏折传到晋武帝手里,这位魏晋时期杰出皇帝不禁长叹道:李密,不空有名也!不赴诏就不赴诏吧。 晋武帝不仅同意了李密的请求,并嘉奖他对祖母的孝敬之心,赏赐奴婢二人,并指令所在的四川彭山,发给李密抚养祖母的费用。祖母去世后,他安葬了祖母后才奉旨来汉中作太守。       李密的这篇文章成了历代散文选必选之作,咏读和传颂的人特别多。人们经常说的一些成语和熟语,比如,急于星火、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等等,都出李密的《陈情表》。       短短一篇文章,让中国文坛多了无数最闪光的珍珠。尽管过去一千八百年了,我多想当回李密的臣民,粘些太守的文气。 ...
汉水三千里,汉族得美名
 
  汉族是以汉水、淮河为轴带,以黄河、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域为舞台,融合四方百族文化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传说时代的北国华夏部族、江淮东夷部族、南方苗蛮部族、西部氐羌部族,正是以汉水为纽带逐渐融通,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干、以龙凤呈祥为图腾的民族共同体。“汉并天下”,四百年汉室江山,最终使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族群——华夏族,获得了汉人(汉族)的美名。   “汉”之名称来源于汉中,是汉朝人的结论。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汉之兴,自蜀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说:“汉家本起于蜀汉。”此外的“汉”是指以汉中城为核心的汉中郡,包括广大的汉水上游。东汉《石门颂》:“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不仅西汉、东汉王朝的得名来源于汉水、汉中,而且蜀汉的国名也来源于汉水。《三国志》记载:“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这一切都说明,汉水流域是名副其实的汉文化的发祥地,为汉人、汉族以汉水获得美名奠定了文化基础。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汉水—汉中—汉国—汉朝—汉族—汉文化,这一系列渊源关系都与汉中有关。已故著名学家吕思勉指出:“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章炳麟最先提出汉族的名称与汉水、汉中有关,“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   近代中国,随着欧风美雨的侵袭,西方“民族”一词传入中土,“汉人”之称逐渐转变为“汉族”之称。凡是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  活、共同语文、共同社会心理之人群即可称为民族。1901年,梁启超在《亡国篇》中首次使用“汉族”一词。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使用“汉民族”一词。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用“中华民族”一词,汉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民族。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真可谓:中华文明五千年,多元一体开新篇。直望汉江三千里,文化美名动寰宇! ...
汉中的狮子舞
 
  汉代从西域引入狮子,随之产生狮子舞。它威武雄壮的形象,一直被人们推崇为吉祥的征兆。这种舞蹈同样在汉中较为流行。表演中以模拟狮子的动作、神态、刻画狮子的勇猛、矫健性格为主要内容。汉中流传的狮子舞,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如西乡的火烧狮子,烟雾缭绕;洋县智果的狮子过关,以示吉祥(小孩从狮子口里进,尾巴出);南郑、略阳的高台狮子,威武惊险。特别是城固的狮舞别具一格,在情节性的叙事表演中,突出细腻、诙谐、幽默的情趣。一头狮子,在一个驯狮的“大头娃娃”导引下,舞出了人性对兽性的征服,文明对蛮荒的驯化,寄托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纯朴心愿。   在《笑和尚耍狮子》中,笑和尚又称“喜乐神”。由于他可以扮演各种生活中常见的妇女、老头、孩子,而和狮子同演一个故事,成为陕西独具特色的狮子舞形式。据当地艺人介绍,一般的表演程序是,先由笑和尚引领狮子做一段表现狮子威武雄壮的打场,然后做高台狮子的惊险高难度的动作,俗称武阵,接着转向文阵,可以表演多种节目,其中有反映农村生活内容的“绣女梳头”、“逮跳蚤”等,也有表演历史故事和折子戏剧目的节目,如《大舜耕田》、《三请诸葛》等。 ...
煮腊肉·蒸馍
 
  煮腊肉也叫腊汁,一般是从腊月二十七、八开始的。先把风干的鸡鸭鱼肉等食材洗净浸泡。到年三十正式开煮。用新鲜的大料调和,勾兑出深红色的卤汁,把浸泡好的食材放进锅里烧开、翻身,透去血水和泡沫,捞出来稍微凉干,然后根据易熟程度,分批次放进卤汗锅烧煮,到熟透为止。煮好的腊汁肉色红嫩,香气浓郁,吃来满口生津。孩子们先吃为快,个个小嘴油汪汪的。大人们只尝个味道。正月里,只要有客来,先是米酒元宵,再后是白米饭和腊汁肉,一直吃到元宵节过后,甚至吃整整一个正月。这样好吃的腊肉如今只有深山人家还有。猪、羊、鸡、鸭都是露天养的,吃野菜、米糠、红署、土豆、玉米,饮山泉、吸清风、沐晨露、望明月长大,与吃各类添加剂速成的家禽原本是两个概念,品质当在云泥之间。   蒸馍。蒸馍几乎和煮腊肉同时进行。头天晚上把酵面发好,次日面粉彻底发酵,开始揉面。这是巧妇们尽情发挥手艺的时候,或做花卷馍、枣糕馍,或包肉包、菜包、豆沙包,或把馍做成鸽子、小兔、青蛙状,寓意平安吉祥、孩子聪明伶俐、日子呱呱叫。在进茏蒸之前,忘不了在蒸茏的底面铺上一片荷叶,用荷叶蒸出的馒头清甜爽口、回味悠长。正月间来客走时,总会给带上一些,有来不空去的意思,也好让没能来作客的亲朋好友品尝,分享自家的快乐和甜蜜,顺便宣扬一下好手艺。 ...
“汉中”地名的历史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今汉中市、安康市一带地方,为秦、蜀、巴、楚互相争夺之地,时而归蜀,时而归秦,时而归巴,时而归楚。秦惠文王初更(或后元)十三年(前312),秦国与楚国激战于丹阳(今丹江口一带),大败楚军,斩首八万,夺地六百里,乃置汉中郡以抗楚,治所设于西城(今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北岸的中渡台),其辖境东至今湖北十堰市。因此,当时之“汉中”实非今日之汉中。把公元前312年说成是汉中建城之始,不仅将汉中历史推迟139年,而且产生歧义,把当时的西城(今安康市汉滨区)错误地当成今日之汉中市汉台区。   到了东汉建武六年(30),光武帝刘秀派大将李通等人率兵,与乘西汉末年政局混乱之机,先自立为蜀王后又称帝的公孙述部下延岑鏖战于今汉中、安康一带地方,夺取了汉中郡的大部分辖境。为了加强剿灭盘踞益州(今成都)的公孙述的政治军事力量,乃将汉中郡治由西城改迁于今之汉台区(当时叫南郑)。由此可见,“汉中”这个地名,从公元前312年到公元30年,是属于今安康的;在公元30年后,才真正落定今日之汉中,而南郑县(历史最久远且民国前历朝历代几乎未改变过地名)则成为汉中郡的附郭首县(郡治所在地)。1949年12月,南郑解放后,在今日汉中市城区和近郊,设立了南郑市;在其余农村地区设立了南郑县,治所在十八里铺(今铺镇)。1961年,陕西省调整行政区划,将小汉中市和南郑县分设,把南郑县治所由十八里铺迁至周家坪。从此,“汉中”和“南郑”原本交织在一起的地域才分割开来,以汉江为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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