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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华夏文明的源头地
作者: 张昌文
发布时间: 2022-05-10 10:14:11

        一、引言

        写下这个命题,不要说专家学者的认可了,恐怕连汉中人就不敢相信,会认为这是有意提升汉中历史地位的不实大话。其实不然,这是我思考了很久的问题。昔日,我和余忠平先生主编《龙岗胜迹》时(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有机缘走进了南郑龙岗古人类遗址,让我深入地了解到了汉中古人类繁衍生息的足迹及其文化价值。后来,在陕西理工大学知名教授刘清和的带领下,参与了省级《汉水文化史》(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课题,实地考察调研了汉水流域文化,我又徜徉于《史前时期的汉水文化》的孕育发展之中,担任了第一章的撰写。2019年,当我获悉梁山疥疙洞古人类化石的出土,被列入国家十大考古发现之首,为我出生于这块热土,无不感到自豪与骄傲。年初,受区委宣传部之邀,有幸参加中共汉中市委宣传部领导一行,赴南郑区调研汉文化座谈会时,围绕“绿色循环、汉风古韵”主题,未来汉中系列文化工作规划,征求并听取了与会同志的意见建议,再次令人激动。于是,说出了放在心中很久的话题,介绍了“汉中——华夏文明的源头地”这一观点,应当引起关注并给予高度重视,会上得到了领导的肯定。故而,写下拙文,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为汉中发展,尽一份陕西历史文化使者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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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众说汉中再认识

        时下的汉中,作为陕西省地级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东径105°30′30″~108°24′37″,北纬32°15′15″~33°56′37″。东与安康市接壤,北与西安、宝鸡市毗邻,西连甘肃省,南交四川省,总面积2746平方千米,总人口385万多人(2015年),辖两区9县。北有秦岭,南有巴山,一条汉江穿腹而过,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类发展的孕育地,产生了众说汉中的美好局面。

       《诗经·小雅·大东》称其“惟天有汉,鉴亦有光”;《小雅·沔水》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在《周南》和《召南》以及《大雅》中对汉中都有咏唱。

        汉三杰之一的萧何对刘邦说:“汉中‘语曰天汉’,其称甚美。”

        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说:“汉之兴自蜀汉”。据田孟礼先生编著的《读<史记>说汉中》统计,《史记》凡130篇,记载和涉及汉中的多达48篇,涵盖了《史记》的所有文体,即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提及汉中和南郑者近180处。在仅有52万余字的《史记》里,司马迁把汉水、褒国、南郑、汉中郡、褒斜栈道、物产、汉中的三位太守、汉中籍人物,以及随刘邦入汉中的将相名臣48人都记入书中,还为13人立传。同时还将孝文帝对从高祖入蜀汉的68人再加封300户这类事情,都记入到有限的巨著中。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司马迁对汉中的眷顾和难以释怀的历史情结,也充分肯定了汉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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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这里的“益州”,正是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公元227年至234年,诸葛亮以汉中勉县为大本营,制连驽,演八阵图,造木牛流马,兴水利,“六出祁山”,归藏定军山,虽是后话,但可知汉中在三国时的战略地位。

        《关帝志·艺文下》曰:“将军虎踞雄江表,帝胄龙兴跨汉中”。

        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汉中志》中说:“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而皇刘应之,洪祚悠长。萧公云云,不亦宜乎!”

        南宋大诗人陆游说:“岂知高帝业,煌煌汉中起”。陆游曾在汉中王炎军中度过了终身难忘的八个月军旅生活,使其识得“诗家三味”,改变了诗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大词人辛弃疾也说:“汉中开汉业。”

       《明史》载:汉中“繁盛虽不及长安,亦陕西第二大都会也。”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记载:“河南之颖川、南阳等地,因接近汉中和鄂北、皖西,所以这里的商人多半西出武关、郧阳与汉中商人交易。”可见汉中是经济繁荣之地。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我讲汉语,我说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一个非常重要的重镇,就是汉中。来到汉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儿的山水全都成了历史,而且这些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全民族的故事。所以汉中这样的地方不能不来,不来就非常遗憾了。因此,我有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作自己的家,每次来汉中当作回一次家。”简而言之,汉中是汉人老家。

        知名教授易中天也说:“汉中是最早的天府之国,自古就是风水宝地。”

        中央电视台2006年中国魅力城市组委会对汉中的颁奖词:“位居中国版图地理中心,历经秦汉唐宋三筑两迁,却从来都是卧虎藏龙,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记录着历史的沧海桑田,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印着民族的成竹在胸,中国最佳历史文化魅力城市——陕西汉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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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中博物馆西大门有一副楹联,巧妙用典而成:“文川武乡英雄地,让水廉泉礼仪邦。”

        乃至前些年外宣广告语:“两汉三国,真美汉中”,以及今天提出:“绿色循环,汉风古韵。”不难发现,对秦汉以后的汉中评价较多,而对秦汉以前的“古韵”涉及较少。这也难怪,汉中的考古发现从上世纪40年代才开始,其重大发现是上世纪中后期,甚至到2019年疥疙洞的重大发现,还未能被广泛认知,很有必要对汉中的历史地位再认识,再探究。

        三、汉中考古发现了什么?

        从全球看,现有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人类的发展,在距今7000万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时,原始大陆断裂碰撞,造成马拉雅山系隆起,腊玛古猿被迫尝试两足站立,开始了从猿向人的漫长转变。这个转变,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南方古猿,距今400-200万年;能人距今200-150万年;直立人距今150-25万年;早期智人距今25-5万年;晚期智人距今5-1万年左右,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结束,新石器时代开始,古人类遂以“现代人”的面貌开始了人类的新纪元。世界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汉中也不例外。

        那么,汉中古人类遗址发现了什么?价值意义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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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旧石器时代

        从汉中开启考古发现迄今,不到百年时间,汉中发现的旧石器遗址有勉县温泉、胡杨度、杨家湾、赤土岭遗址;南郑有梁山龙岗寺遗址;城固有陈丁村、地河坝村遗址;洋县有大坝沟、八龙、杨家庄、金水遗址等十多处,可以说构成了旧石器遗址群,年代上有早,有晚。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龙岗寺旧石器遗址。

        该遗址地处汉江南岸的梁山山脉,属大巴山北段的一个支脉,属古生代海相地层二叠纪石灰岩构成的一座低山丘岭。“梁山石燕”是其海相地貌的贝类化石。作为古生代地层的标准地区,以其代表性的地质剖面在国内外深受学者的青睐,西北大学著有《梁山地质》教科书,享有“袖珍地质博物馆”之美称。1943年春,西北大学历史系陆懋德教授率领学生来梁山考察,首次发现了梁山旧石器。1950年西北大学郁士元教授再次采集到了100多件旧石器标本和古生物化石。1980年西安矿业学院阎嘉祺教授先后在梁山周边近30平方千米内采集到近千件打制石器以及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随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蔚文教授在梁山龙岗寺西侧约10米处,进一步发现了颇具规模的龙岗旧石器遗址。在东西长300米,南北宽80米的范围内出土了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球、石砧、石锤、古片等数千件石器标本,以及大熊猫、剑齿象、羚羊等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为研究龙岗旧石器找到了可靠的地层依据。黄蔚文教授认为“龙岗文化遗址是亚洲第三处重大猿人遗址。”1985年魏京武教授进一步考察研究,提出梁山可能是国内外为数仅几个的旧石器制造工场之一。

        1992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一批旧石器日前在陕西南郑县龙岗寺出土。经有关专家鉴定,这批旧石器距今约120万年以上,早与蓝田猿人遗址。从石器的打制技术看,当时的人类极为笨拙,表现了从猿到人的原始性蒙眜程度,这是旧石器时代猿人由南向北迁徒生活与生存的又一证据。”

        横向比较看,在风格上,集合了我国南北两方的石器制作风格。在类型和技术上,与华南的百色石器,朝鲜半岛的金谷里文化,东非的奥杜韦文化和发达的奥杜威文化有着类似之处。与百色石器比较,龙岗的尖状器不如百色地区丰富,龙岗发现的石球却是百色地区所不见的。

        2018年-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梁山疥疙瘩洞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丰富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和遗物,发现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火塘等遗迹,出土了人类化石,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等遗物万余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改课表示,疥疙洞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罕见的,保留了距今10-1.5万年期间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的洞穴遗址,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该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具有典型的早期现代人特征,是中国南北过渡地带秦岭地区首次发掘出土的早期现代人化石,为研究秦岭地区晚更新世晚期的人类体质特征,现代人在中国境内的扩散与时空公布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材料。

        专家们还认为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秦岭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类型居址的空白,对研究早期人类洞穴和旷野阶地两种类型的居址形态和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对研究秦岭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工业面貌,人类技术方式、旧石器文化发展及演变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项目负责人、南京大学教授王社江认为,“小石片石器工业是华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长期流行的,由中国本土直立人创造的石器工业,从直立人阶段到早期现代人阶段,中国石器的类型和制作技术并未发展明显的转变,这充分表明该地区的早期现代人可能演化自本土古老的人群。”该遗址被评为2019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首。从而证实汉中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

        (二)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汉中考古发现同样丰富多彩。西乡县李家村、何家湾、红崖坝遗址;南郑的龙岗遗址;城固县莲花池、江湾、宝山遗址等,从距今8000-4000年的文化遗存都有发现,形成了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文化类型——龙山文化类型,为研究中华文化提供了可靠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是以西乡李家村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文化类型,距今7000年以上,在李家村、何家湾、龙岗寺等遗址都有发现。主要器物是石器和陶器。石器主要有石铲、斧、锛、凿、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等,其中代表石器是中扁平舌状双弧刃磨光石铲以及穿孔石铲、剖面呈扁圆形的石斧等。从制造技术看,以磨制石器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最典型最具特征的还是陶器,代表器物有圈足碗、三足器(钵形和杯形)、平底钵、圜底钵、凹底罐等。此类陶器陶质松脆,火侯较低,色欠纯正,以未经淘洗过的泥质里黑外红陶、夹砂灰白陶为主。另外还有泥质深灰陶、泥质红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等。陶器纹饰简单,泥质里黑外红陶以线纹为主,夹砂陶以绳纹为主,少数器物上饰有附加堆纹,布纹等。陶器都是手制,胎壁较薄,种类不多。另外还发现袋形、圆形、椭圆形、带两个旋转台阶式的袋状窖穴。还发现了房址、鹿角、兽骨等。其中袋状窖穴与关中宝鸡北首岭、长武县下孟村同类窖穴完全相同,只是前者比后者形制小一些。与关中地区的老官台文化及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还出土有稻、豆、粟等遗骸,这说明物质生产水平不落后于其他地区,并有其承续关系。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上正式命名为“李家村文化”,作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标志。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高度评价说:“这次李家村的发现,才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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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约7000-5000年,先后发现的遗址有西乡何家湾、红崖坝、城固莲花池、宝山遗址等,采集到的遗存物主要是陶器、石器、仰韶文化墓葬423座,出土较完整的人体骨架200多具,出土文物4000余件。横向比较,何家湾采集的一件口径16厘米,通高5.6厘米的泥质红陶钵与西安半破出土的圈底钵完全相同。还有尖底瓶口、腹、底残片,泥质红陶,直线三角纹彩陶、纺轮等,与西安半坡出土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从随葬陶器看,在质料、颜色、制法、器形、纹饰等方面也相同或相近。如龙岗的尖底瓶与北首岭的一样,大都把尖底削出一个小平底,而不像半坡遗址的是名副其实的尖底。此外,龙岗与北首岭的彩陶在鱼纹、人面纹、波折纹、宽带纹、三角纹方面也十分相近。

        石器加工有磨制和打制两种。磨制石器有斧、锛、凿、环等。打制石器有斧、刀、锄、盘状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网坠等。在何家湾采集的打制石刀,系用河卵石打下的石片经过加工制成,平面略呈梯形,有锋利的刃部,这与西安半坡出土的石刀相同。网坠在各遗址中多有发现,可见当时捕渔业是比较普遍的。还有绿松石佩饰,白色圆石饰、石龟、骨管、骨饰、骨珠、陶环、陶丸等物品,其中的骨雕人头像作品,是弥足珍贵的艺术品。龙岗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告别了穴居和“游荡的猎人”或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了龙岗新石器时代村落。《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指出:龙岗遗址的发掘,“使人们进一步丰富了对汉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认识,同时为研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渊源、分期、墓葬布局、埋藏习俗,社会经济及社会组织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在仰韶文化盛行时,制陶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出现了红陶、白陶和彩陶。先民们就地取材,采用适宜的天然黏土,如红土、河谷沉积土等,经过浸泡、澄滤工序,所制器物质地细腻。因黏土所含氧化铁成分较高,所以烧制的陶器以细泥红陶为主。在龙岗遗址还发现白陶残片,这是选用龙岗一带的瓷土(当地人今称白泥)烤制而成,因其氧化铁成分很低,烧制的陶器呈白色。这是仰韶文化遗址中的首次发现。彩陶所用的彩料颜色有黑、红、白、棕红色四种,以黑彩为主,红彩次之。从出土的研磨器可知,当时人们使用了专门的工具研磨颜料。尖底瓶取水,空瓶自倾,水满自立,说明汉中的先民们已运用了浮力原理。陶甑用于蒸饭,以防烧焦,这是对蒸汽最早的生活应用,足见先民的聪明智慧。陶器上的人字形席纹,与今天的席纹一样,墓周的祭祀灰坑在今天的民间仍然存在,说明传承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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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对较少,距今5000年左右,主要有龙岗遗址、城固莲花池、西乡何家湾遗址。从陶器看,主要器形有盆、钵、斧、鼎、罐、瓮、尖底瓶、纺纶等。在陶器上进行彩绘是其具有特色的纹饰之一。施彩的陶器主要有盆、钵两种,多用于口沿和上腹部,纹样绝大多数为钩叶圆点纹,也还有直线、斜线、弧线、圆圈、圆点和三角形等所构成的各种图案。附加堆纹也较为多见,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为鸟头形、鸟喙尖突,头的两侧用手指压出两个大眼窝;另一种为竖条状,中部皆用手指压印出一个较深的圆窝。这样,不仅增加了器物的牢固性,而且具有较好的装饰效果,增强了美感,同时也便于器物的提携搬动。作为生产工具的石器与半坡类型基本相同,主要有石铲、石锄、斧、锛、网坠、圆状器等,出土时这批石器堆放在一起,好像是有意埋藏,形制较小,磨制较精,与渭河流域及豫西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基本一致,具有南北文化交融的特色,成为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

        龙山文化类型,主要遗址有南郑龙岗寺、西乡红崖坝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两类。生产工具全部为石器,以斧、石铲、网坠为代表。石斧通体磨光,绝大多数刃部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有的平面呈长方形,两侧边棱角分明。有的器身窄长,下端略宽,横断面多呈扁圆形。还有的器体较短小,平面略呈方形。网坠选用长条形,属扁平河卵石加工而成,系砂岩制,中部两则各打有缺口。生活用具全部为陶器,磨光黑陶和红胎黑皮陶富有特色,另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和夹砂红褐陶。器形主要有罐、瓮、盆、釜、小碗和豆等。陶器上饰有绳纹、篮纹、压印纹、划纹、戳刺纹和指甲纹等。总体上虽归入渭河流域龙山文化范畴,但具有农厚的地方特点,绝对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与四川广汉三星堆一期文化相近,为研究汉中与关中及巴蜀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资料,也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早期发展。

        在认识了新时器时代的陶器之后,有必要介绍一下宝山陶窑遗址,位于城固县宝山镇宝山村。1990年至2001年,西北大学考古专家赵丛苍教授在500平方米的发掘中,陆续发掘出仰韶文化时期的全倒焰陶窑,数量达13座,保存较好,结构清楚,这是从前从未见过的一种全新的陶窑结构模式。据以往发现的资料,中国古代全倒焰窑出现于明代并仅见于南京一地。近从德国引进全倒焰技术,其烧成原理与明代完全一样。西方技术来源何处却不清楚。宝山陶窑的发现可为解决与此相关的问题带来了希望,它极有可能是人类陶窑史上最早的“全倒焰窑”实例。宝山陶窑的发现,将中国的窑业史提前了5000多年,享有“中华第一窑”的美誉,为研究窑业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还发现了“烧烤坑”30多处以及大量陶器和骨器等文化遗存。

        (三)出土众多的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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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时代,概指更高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汉中先后在城固、洋县出土了众多的青铜器文物。就以城固青铜器来说,上世纪50年代以来,城固已出土各类青铜器文物700余件,是全国出土青铜器较多的县之一。其中数量最多的是1976年发现的苏村窖藏铜器,在一个直径约1.3米的坑内发现青铜器400余件,以礼器和兵器为主。礼器有鼎、罍、尊、瓿、罐等20余件,制作极为精致。四件尊都是大侈口,折肩,高圈足,肩部有3个牛头突饰,腹部及圈足饰饕餮纹等,有铭文的三件。其中“铜山父已”圆罍和“亚伐”方罍令专家关注。有学者释义,“铜山”是地名,属夏代大彭氏国(今徐州铜山区)管辖,因境内微山湖中铜山而得名。夏代大彭氏国系彭祖封国,“地产坚金”,其以冶铸货币,铜器名重天下。“父”乃父亲,“已”是人名。在甲骨文中,“父已”指武丁的父亲,即商二十二代国君。商王武丁四十三年(公元前1207)征伐灭其国,在铜山铸造了一批盛酒圆罍,以纪念父亲神灵的护佑之功。“亚伐”铭文,“亚”原指商王朝主管军事的武官或商王朝治下地方方国的首领为亚。但这里特指商代二十三代国君武丁,由甲骨卜辞:“亚祀父已”可知。“伐”即征伐,这是商王武丁为纪念父亲护佑伐西羌、东夷、鬼方拓疆扩域之功而铸造的。

        兵器为戈、矛、钺、斧、镞等。其中戈的数量最多,大部分是三角形援,也有长胡四穿戈和曲内戈。很有特色的是,一件戈的三角形援的两面有双首龙纹。另一件戈的中间有圆形透雕虎纹,也许是使用者的身份标识。还有大量的人兽面具。人面具象人脸形,五官皆透雕有孔。兽面具为牛头形,高15-18厘米,这类面具表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应是巴蜀方圆的文化遗存。青铜器的大量发现,印证了夏商周时期,汉中这片沃土是兵家必争之地,反映了巴蜀、中原文化在汉中的充分交融,展现了当时社会发达的文化、经济、科技水平。

        四、古代汉中的氏族与方国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氏族及以族而居的方国,推动了汉中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前进步伐。据陕西理工大学刘清和教授主编的《汉水文化史》记述,汉中曾出现过不少氏族和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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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汉中氏族

         华胥代表了母系氏族初期的社会状况,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都有其传说和遗迹。华胥为东方伏羲之旧族,族之所居,亦以华胥为号。华胥裔支后来西迁入华山、蓝田及陕南。太华山、少华山、华阴、华阳、华原均因其迁徒于此而得名。《尚书·禹贡》指出:“华阳黑水惟梁州。”可知其族裔所居,今洋县秦岭山中,仍有华阳之地名。在《华阳国志》里,华阳所涉及的地域范围较广,包括了巴、蜀、南中、汉中地区。

        有蟜氏族是以蜜蜂或蚕之幼虫为图腾崇拜的古老氏族。据《山海经·中次六经》载:“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有神焉,其状如人,名蟜虫,是为螫虫,实为蜜蜂之庐。”可知该族居于今河南洛阳之西,华山以东的地区。后来迁至宝鸡以东的秦岭南北,这便有了汉中之地域。据《国语》载:“少典娶有蟜氏之女,生黄帝、炎帝。”《路史·后记三》注引《春秋元命苞》云:“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人面龙颜,好耕。”这里,有蟜氏女安登“游于华阳”,正好说明华阳有其母族,是有蟜氏涉足的地方。

        巴氏族是居于巴山之中的先民,涉足汉中时间早且长。《长海经》云:“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巴人。”王符《潜夫论·志氏篇》巴人为赢姓,是东夷太昊伏羲氏嬴姓后裔。《华阳国志》记载,《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巴氏族以今重庆为中心,四方迁徙,范围较广,占据了汉水上游的大部分地区,约为今商洛西南部,安康及汉中涉及汉水之南各县区。“巴师勇锐”,多次战斗在方国纷争之中。

        氐·羌族作为古老氏族,马长寿在《氏与羌》中说:“都是西戎,都居住在西方,又同属汉藏语系,关系密切自不待方。”杨东晨在《民族史论集》也指出:“氐属西戎,在尧舜时代就有了。”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认为三苗一支由汉水而上到达汉水源头,即日后氐区,以农耕生活为主,居宝“无贵贱皆以板屋为墙。”秦汉时期,氐族“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一大块地区”,氐人“当不会少于三十万。”杨东晨《古史论集》中指出:“夏商时羌族已迁入陕南,居于宁羌(强)县一带,汉安帝初年间,羌族曾入汉中,与汉族杂居融合至今。”

        蜀人氏族,作为汉中先民,《华阳国志·蜀志》方:“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刘林先生注云:“一般认为属氐羌系统,即藏缅语族。因为关于蜀人事迹的最早传说,多在今岷江上游,而这些地区自古以来为氐羌人活动之地,又蜀音近叟,《尚书·牧誓》伪孔传:蜀叟。是直以的蜀为叟,“叟”古代指氐羌系民族,因此蜀人似应属氐羌系。”《尚书、牧誓》中武王伐纣,汉水流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参加的记载。今城固南部、西乡、镇巴、南郑、宁强等地就曾是古代蜀人活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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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酉氏族,据《国语》黄帝子十二姓,其二曰酉。邵思《姓解》也云:“酉,黄帝十四子之一姓也,”酉氏族擅长制酒器。毕沅《关中胜迹图志·汉中府》载:“酉水,在洋县东七十里,《水经注》云:酉水出秦岭酉谷,南历重山,与寒泉合,水东出寒泉岭,酉水又南注汉、谓之酉口。”杨东晨考:洋县酉水即以酉氏族居此而得名。

        午氏族,据高鸿缙《字例》引戴侗云:“断木为午,所以舂也,亦作杵,借为子午之午。所以知其午臼之杵者。”由此可知,午氏族以发明杵臼而得名,炎帝后裔,其居住地在秦岭子午谷和西乡县东南午子山一带。

        丙氏族在今勉县境内。据《路史·后纪四》云:“丙氏为姜姓之后。”《清一统志》“汉中府云,丙水在褒城县西北。”《水经注》“丙水承丙穴,出嘉鱼,常以三月出,十月入。”《蜀者赋》嘉鱼出丙穴。注云:“丙穴在汉中沔阳县,有鱼穴二所,尝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均以丙人居住于此而得名。

        骆氏族在今陕西周至及洋县一带。《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生骆阳,骆阳生白马,白马生鲧。“骆明居于陕西秦岭山脉之骆谷,其裔为骆人,南迁为骆·洛·骆越。”《水经注》“骆谷水出骆谷中,南流合于灙水,西南注入汉江。”何光岳《炎黄源流史》也指出:“骆明居于陕西秦岭山脉之骆谷,其裔为骆人,南迁为骆。”不论骆人怎样迁徒,洋县、周至、商洛则是其中心区域。

        褒氏族,大禹的支族。《史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通志》云:“褒氏,姒姓之国,禹之后也。”今兴元府褒城县是其地。这一氏族,随褒国而发展。

        有苗氏族,也称为“三苗”。早在黄帝时,三苗部落就参加过九黎的部落联盟,有的文献说三苗是“九黎之后。”尧时,三苗作乱,先发兵战于丹水,打败了三苗。舜成为部落首领后三苗不服,舜于是整军振旅,没有经过战争而臣服了三苗。禹时,三苗又不服,据《墨子·兼爱下》载有禹誓,即禹征服三苗的誓师之词,这次禹与三苗大战70天,打败苗师,从此三苗衰微,部分苗裔仍居巴山之地。此后史籍中便鲜见三苗的活动了。今镇巴县仍有一个苗乡。

        随着氏族部落的发展,方国便纷纷出现。西周以前的所谓“国”,实为星星点点散布在各地的一些部族或稍大的聚落而已。西周建立后,为了巩固王朝统治,在所辖的地域范围内大规格分封诸侯,史称“封邦建国”,最终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和群雄逐鹿的社会局面。清代学者顾祖禹用30年时间,撰写成《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据其统计,夏禹时代有方国万余,到建立殷商的成汤时,存者3000余国;至灭商的周武王时期,尚余1800国;东周初年(前770年),存1200国;迄春秋末年(前481年),只剩下百余国,而可称大国者只剩下14个了。秦统一前,只剩下七国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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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汉中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为统治者所重视。汉中产生的古代方国主要有以下诸国:

        褒国为夏王朝同姓方国。《正义》引《括地志》曰:“褒国故城有梁州褒城县东二百步,古褒国也。”历夏、商、周三代,是当时汉水上游较强之国。《史记·周本纪》云:“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周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候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这种违礼逆行,自然引起朝野的不满,从而使社会矛盾加剧,导致西周灭亡。此后褒国也走向衰败,被郡县替代。

        丙国乃炎帝后裔于夏代在沔水(勉县)所立之小方国,后被褒国吞并,其氏融合于褒族。

        骆国为黄帝后裔小国,其地在洋县酉水,夏晚期被褒国吞半。

        赤国为帝喾后裔,其地在勉县赤岸一带,后被褒国灭亡。

        丹国与黎国系方雷氏之后,初居四川岷山地区,又称西陵氏。《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轩辕氏,“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方雷为姓,其族名嫘祖。逐步与羌戎族杂处,依音称“黎羌”。雷氏族的另一支与羌结合,称丹羌。这两支约于夏商时期迁入汉水上游,周代中晚期已形成丹、犁两个小戎国,依附于周。《逸周书·王会解》曾记载丹·犁戎国进贡之事。西周末,二国又依附于蜀。

        巴国初居地在今汉中盆地乃大巴山地区。夏代,巴族人部分迁入今河南睢县巴沟河流域,商灭夏后,巴氏国被迫迁于今山西永济,又迁入渭南市巴邑镇。《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因功封为巴子国,国地在汉中盆地及大巴山,巴国不断壮大,疆域沿汉水之南不断向东发展。蒙文通先生在《古代民族迁徙考》一文中说:“知汉域亦有巴名,则武王封宗姬。谅初原在汉,后徙阆中。巴子国之有苴蛮,苴在南郑,亦在汉域。谅巴之始国,惟在苴东,下逮春秋,巴东南下,春秋之末,巴楚相拒于捍关也。”巴与楚曾联合伐申国。楚又联合秦巴灭庸国。战国时,巴攻楚,败后被逼迁于今湖北宜都以西的清江流域。巴乘吴楚之战,夺取楚的西部土地,迁居于今重庆市。前312年,春灭巴,散为民户。汉中盆地南的巴山、巴水、巴溪等,皆因巴族曾居此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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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国,据《华阳国志》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为炎帝一支,曾迁入汉水流域今汉中一带,再南迁入蜀,与当地居民融合,构成蜀山氏族。武王伐纣,因功封归故蜀地(今四川成都)。夏商留居于汉中一带的蜀人亦归封蜀辖制。西周中期,楚国日益强盛,向外扩疆,蜀君为避难,遂又迁都于城固县。《竹书纪年》云:“周夷王二年,蜀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圭。”当是国在城固所为。周夷王后,该地为巴人占据,蜀人南下入四川。

从以上诸国可知,族人和国都是在不断迁徙变化中生存发展的,只是毋容置疑的告诉我们,都曾在汉中立国或活动,尤其褒、巴、蜀为盛。

        五、汉中古文明时华夏文明的贡献

        从地缘关系看,人类文明总是与河流相伴而生的。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和中国的古文明分别兴起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和恒河、黄河和长江流域。汉水作为长江的最大支流,作为汉中的母亲河,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大约产生于三千年前的《诗经》中《汉广》《江汉》《沔水》《旱麓》等篇,都是这块热土上的不朽歌声。《左传》云:“汉水之祥也”,《孟子·滕文公下》亦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孟子只所以能将汉水与黄河长江淮河并提,不仅讲述了人类社会太平一时又乱一时的道理,更是歌颂了禹疏通河道,江淮河汉无危险之祸,人们平安生活的功绩。可见汉水的价值地位不菲。        

        不仅如此,汉水与华夏更有着亲缘关系。“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有“楚失华夏”。著名学者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写道:“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汉水注入长江的地方今称汉口,古代则称夏口。著名学者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明确指出汉水与夏朝的关系:“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或谓之‘沔’,凡皆小别而互名。”可见汉水作为华夏的母亲河,即哺育了华夏民族,也滋养了汉民族汉文化。先秦时代的中国人,称作夏或华夏,是因汉水而得名的。华夏所指原为中原诸侯,后来也成了汉族前身的称谓。居住生活于汉水流域的巴人、楚人,自春秋战国后,不仅融入了华夏族,还成了当今汉族的主体构成之一。华夏文明既是一个民族概念,又是一个历史概念,从严格意义上说,他是指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前,以华夏族为主,长期融合其他各族文明而形成的一种文明形态,是汉文明或者说中华文明的前身。

       从实践主体看,在汉水流域的群山幽谷中,在汉水上游的汉中,人类经历了从猿到人,从早期猿人到晚期猿人,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进化的全过程。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独特的创造物,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而逐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其本质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即精神文化。而文明是在文化发展基础上,相对于“野蛮”而言,富有价值审美取向的文化成果,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生态文明,追求真善美,鞭挞便恶丑。从汉中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汉中较早的步入文明时代,创造了华夏文明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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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物质生产方面,出现了数量众多、种类多样的生产工具,从石器工场到陶器生产,从陶窑技术到众多青铜器,不但使用天然火,而且能够人工取火,到对火的利用以至进入铁器时代;从捕食野生动物到猪、狗、牛、羊、鸡等动物的饲养;从渔猎生活到旱水(粟、豆、稻)农业生产;从洞穴居住走向平原筑墙而居,形成聚落;从“小国寡民”走向大一统等等,汉中早期的物质文明不落后于其他地区。

        在精神文明方面,从众多礼器的发现说明汉中为华夏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从石刻玉铲到青铜礼器;从陶器彩绘到会制作石、骨等各种饰品;汉中人较早的有了美的追求;从雕刻绘画艺术到《诗经》的咏唱,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宗族情感和审美情趣等,展现了南北交融、东西荟萃,多元共生的中华文化品格风貌。

        从交通发展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汉中通南北的就有褒斜道、故道、骆谷道、子午道、金牛道、米仓道等多条栈道。这种栈道在悬崖峭壁上凿孔,插入石梁或木梁,立柱铺板或再覆土石成路。为防雨淋腐烂,又在上空修建廊亭,故“栈道”又称“阁道”或“栈阁”。这与长城、大运河媲美的古代建筑,这是中国古代交通史的一大发明,司马迁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称:“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在东西方向,汉水是重要的水上通道。据《史记·夏本纪》,“江、汉朝宗于海”,得益于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于众庶稻、可种卑湿。”在禹治理汉水的过程中,“道嶓冢,至于荆山”可知,禹开通了顺汉水贯通东西的一条从嶓冢山到荆山的道路,在中华民族大融合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一般认为,金属工具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和国家的形成是人类跨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据此,观照汉中也是较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方,汉中就是那多产的生命“子宫”。

        六、结论

         自2001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被正式提出,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到2016年完成结项,实现了预先议定的多项目标,累计发表学术论文900余篇,出版专著80余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先生指出:“现在已经清楚了,多区域文化的发展和扩张促成了华夏文明发展史。”“以前我们大多数人都接受黄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但是,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还有其他文化区域,多如繁星。”汉中正是那繁星中的一颗。对照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这一结论,难道汉中没包含其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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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10月21日,美国俄勒冈大学考古学教援迈尔·阿金斯在国家文物局冷健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等陪同下,专程考察了龙岗寺古人类遗址,高度评价说:“此地的发现,对于我们理解远东特别是中国古代人类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旧石器时代的标本,说明人们自非常古老的年代以来就生活于此地。多种多样,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石器时代的标本,则说明7000年以前中国文化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最后欣然题词:“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根源。”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良皋教授在《巴史别现》中指出:“古代巴域——巴人活动的区域,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地。”

        陕西理工大学知名教授刘清河在《汉水文化史》中指出:“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其文明起源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一样古老,文化发展与中华总体文化的发展基本保持了同步,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持久的传承动力。”。

        而率先提出:“汉中——华夏文明的源头地”这一观点,是世界著名学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在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曾肯定地说:“汉水上游是古代世界胜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从这里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南的四川地区。因此,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和上述几个地区之间的著名通道,同时也是古老夏文明的源头地。”在这里虽为明确指出“汉中”,但用“汉水上游”、“汉水发源”、“著名通道”等字眼指“汉中”已毫无争议,可以说,把汉中放在“华夏文明”乃至“世界胜地”来认识,这是第一人。由于《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李约瑟博士花费近50年心血撰著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地分析和大量的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这部著作已成为国际公认的20世纪一部世界名著,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其作用不限于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古代与文明,实际已成为中西文明史比较研究的经黄之作。

        很显然,李约瑟博士的观点具有科学的可信性,是对汉中历史价值的准确定位。

        请我们消除人为拔高汉中的思维顾虑,增强文化自信心,使广大干部群众认知“汉中——华夏文明的源头地”,让“汉风古韵”熠熠生辉,闪闪发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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